在2003年SARS肆虐的“非典”时期，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的王仲教授承担着北京协和医院风险最大的主院区SARS病区及急诊常规工作的管理；这个病区成功救治了200多例疑似及确诊SARS患者，期间无一例因治疗不当而造成的患者死亡，也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在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之际，王仲教授撰文回忆了当年参与SARS救治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今天读来仍有颇多令人顿生感动、或肃然起敬、或拍案怒目、或扼腕叹息、或掩卷深思、甚或无法释怀、又或莞尔一笑之处……
转眼“抗击非典（SARS)”已经十周年了，回想起当年的经历，感触颇多。作为一名从始至终参与了抗击SARS的一线人员，从2003年3月17日至2003年6月25日，甚至还有后来的病例分析，资料统计……。可以说，从什么时候进入抗击非典战场的，我知道（可以界定为3月17日），但我什么时候从战场上“解放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对SARS的恐惧，专家对SARS的关注，政府对SARS的重视，媒体对SARS的宣传……，在我内心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SARS真的那么可怕吗？SARS真的有那么大的传染性吗？SARS真的是自然传染病吗？SARS究竟应当如何治疗？会有300年前发明的抗SARS的秘方吗？抗击SARS已经过去十年了，随着“十周年”的到来，我相信很多人又要说很多话了。
作为当时的一线医生，我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不过，我要先声明的是：我不是专家，我只是讲故事，不对之处请大家谅解。从今天起我争取每天或两天写一个故事给大家，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
1. 非典来了
公元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4点，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楼多功能厅在举行这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活动内容是由著名的感染学专家王爱霞教授讲述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原因是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传染病据说要传到北京。
这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特点是“病人发烧，白细胞不高或降低，肺部感染非常明显，而且进展快”。据说这种疾病传播力很强，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而且很快造成病人的呼吸衰竭而因此死亡。
参加培训的是所有临床学科的主任和与呼吸道感染和传染病相关的各级医生，培训重点强调的内容是：除了要了解这个疾病的病理过程和治疗方法，最重要的是强调大家要戴口罩。
第二天，医院的器材处就给全院所有的人员配发了纱布口罩，每人两个。说实在的，这种口罩大家已经很多年不使用了，因为我们通常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口罩。发下来的口罩被我们揣到了白大衣兜里，或锁在衣柜里面搁置起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狼”并没有来，我们照常工作，口罩依然被医生揣在白大衣口袋里面。
三月中旬的一天，接到某（以下简称“甲医院”）医院的一个感染科医生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出现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病人。
“什么是原因不明肺炎？”我问到。
她也说不清楚，但她告诉我她们医院出现了一例类似于“广东肺炎”的病人，而且已经死掉了，还传染了她们的医生，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病人是从乙医院转到他们医院的。这个消息，虽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在急诊科，发热、肺炎的病人数不胜数，占有我们总病人数的20%以上，死亡也会每日在急诊科上演。
接到这个电话的第三天，我们收治了一个发热、喘憋的年轻人。病人严重的呼吸困难，同时有发热，查血白细胞降低，胸片有大片的影子。值班医生把病人安置在抢救室进行生命支持和抢救。因为病人情况十分严重，几乎无法自主呼吸，医生考虑准备进行气管插管（这是一个在后来公认的引起医护人员感染的操作）并使用呼吸机支持治疗。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医生小声地对我说：“这个病人曾经在乙医院看护他父亲。而他父亲和转到甲医院后死亡的病人在同一间病房”。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我们大家的注意，因为病人的表现与王爱霞教授讲述的传染病高度一致。我们立即对病人进行了隔离，所有医生、护士戴上了口罩。值班医生立即给感染科专家李太生教授打电话，请求会诊。李医生看过病人后，也认为不能排除是这种传染病的可能性，需要隔离治疗，并提醒如果可能最好不要进行气管插管，需要上呼吸机时一定要“注意医护人员的防护”。
当时协和医院急诊抢救室是由三间独立的房间组成的，两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共七张床位。经过科室讨论，我们把小抢救间的病人转了出来，腾出一个单间安置这个病人，并在门口设置了隔离衣、手套。所有进入这个抢救间查看病人的医护人员必须按照传染病相关规定进行防护。经过对病人的仔细评估，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尚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不需要进行气管内插管的一种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不到万不得已，先不用进行气管插管。就这样，协和医院“躲过了一劫”。最后证明了这个病人就是SARS，当时叫“非典（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是协和医院出现的第一例病人。
事后，李教授见到我就对我说：“是我救了你们急诊科吧？！”
说实话，在SARS这个事件中，协和医院是“幸运的”。协和幸运在专家们有非常通畅和快速的信息渠道；幸运在专家有极高的敏感性；幸运在医院对医护人员强烈的保护意识；幸运在医生对疾病科学的看法；幸运在医生对医疗行为的高度负责。正是这样的一些幸运，协和在历时三个多月的SARS施虐期间，没有大的伤亡。
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是3月17日。
2. 快来，这里不死人
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非典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传言，以至于所有人都表现出对这种新发疾病的恐慌。
第一个病人的到来，使协和医院，特别是协和医院急诊科进入了戒备状态——口罩开始派上了用场。
也许是上天安排，也许是我们提高了警惕，加强了排查，在第一个病人来到的第三天，又有两个发热的病人同时来到了协和医院急诊科。这两人是亲属关系，相继出现了发热，气短的症状。来到医院后，我们马上怀疑病人是“非典”，并把他们隔离起来。其中的男病人与前面提到的“非典”病人放在了同一个抢救间。女病人的隔离安排受了一番周折，因为她的到来，我们第二个“非典”病人隔离间产生了（因为完全隔离需要男女分开），占用了唯一的一间有窗户的留观室。
这两个病人都是从某地来京的，是亲属。他们家乡相继出现了过几个类似的发热病人，都被怀疑是“非典”而被隔离。他俩恰恰是怕被隔离而坐火车来到北京的。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家乡又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病人，而且，据说还有病人死亡（没有证实）。
此时的北京，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有关“非典”的各种传言。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严重疾病”在悄悄蔓延，在无形中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恐惧开始在人们心中产生。
这两个病人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病室里，起初他们还有很大意见，认为我们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要投诉，要告状。虽经医生苦口婆心的劝导，病人依然不能理解。最后，我们不得不搬出了“传染病法”，动用了警察，病人才算配合隔离治疗。
那段时间，这些“非典”病人应当被安置在哪所医院，什么样的病房或区域，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名明确的规定。即使后来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明确表态，这些病人“应当转到传染病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转出的渠道也不畅。几个病人在协和医院急诊科滞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是几十天。外面的各种各样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人感觉到恐惧。两个外地病人的家乡不断有人传来患病的消息，而他们在这儿反倒感觉安全了。
一天，一个医生到隔离室对这些病人进行例行检查，在门口听见被隔离的女病人打电话说道：“让他们来协和医院吧，这儿不死人。”
医生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这话着实把我们吓着了，且不说如果这样的病人都来到协和医院，协和如何承受，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真的是“非典”病人，他们从外地乘火车、汽车来到协和医院，一路会造成多大范围的污染和传播？
我们立即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通过医院上报了医疗行政管理部门。
一个规定第二天就下达了，这就是：“任何地方（医院）的‘非典’病人不得自行转诊”。这个规定，防止了传染病人的无序流动，也防止了社会上更大范围的传播。
3. SARS传染性真的那么强吗？
“非典（SARS）”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强？
有人夸张地说“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大厅，看到几十米外二楼有一个朋友，伸手打了一个招呼就把朋友给传染了。”
还有人说“某病人传染了数十个人，并被称为‘毒王’”。
……
然而，SARS结束后，统计资料却令我们汗颜：我们并没有多少病人，更没有多少真正SARS病人。
你可以说，这不是SARS传染性不强，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防控体系：也许可以归功于专家指导的好；也许可以归功于政府的政策好；也许可以归功于我们“人民战争”打得好。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说我对“非典”传染性的浅薄认识——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呼吸道传染病，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要学会和‘SARS’和平共处。今天我们‘全民皆兵’应对SARS，造成这么大的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明天来一个PARS、TARS怎么办……”这是我在接受“新闻调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事实上，后来真的来了不同的什么“S”，那就是禽流感、猪流感、H1N1、H5N1等，而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就地隔离治疗”。
我觉得“非典”或“SARS”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和流感病毒等引起来的肺炎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其真正的传染能力，当时我的确并不知晓。也许“无知者无畏”（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会讲述我防范SARS的土办法），而无畏者往往运气比较好——我（包括我们全科的医护人员）到最后也没有被感染。
下面简单讲两三个小故事，大家判断“非典”的传染性吧：
三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刚刚上班，就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有一个病人需要我帮助看一下。这个病人的特殊点是因为他曾经去过香港（当时的香港已经被视为“非典”疫区之一）。因为不能排除非典，我安排病人在一个独立的诊室，并亲自为他看了病（不好意思找别人看）。
据病人自己介绍，他在香港停留了“三个多小时”就去×国了，第二天出现了发热。在×国停留的三天中，他的发热症状逐渐加重，并出现呼吸道症状。×国医生认为他是“严重呼吸道感染”，随即安排他乘机回国。
检查病人，并查看他在×国就诊时的资料发现，他的白细胞也不高，胸片有明确的片状阴影。这些表现加之曾经到过“疫区”，自然应当被高度怀疑“非典”。让病人戴上口罩后，为他复查了血常规和胸片。结果显示肺部的病变有了更加严重的进展。再追问病史，病人在香港停留了三天，是出现发热后才去×国的，现在已经发热四天了。从临床上可以确定他不能排除“非典”。我们当机立断，安排病人就地隔离——第三个隔离病室有产生了。
由于是医务处老师介绍的，也因为缺少警惕性，更重要的是碍于“面子”，我给他看病时我们两个都没有戴口罩。从患者去做检查开始，让他戴上了口罩。这段“亲密接触”的时间长达半个小时，而且我还为他检查的咽喉部。这意味着他将张着口对我呼吸。
临床确诊后，我们安排病人转诊到相应的医院。病人的夫人反应极其强烈，一定强调病人不是“非典”，甚至说“如果你们给病人定这样一个病，以后他们在社会上怎么混哪”。我说：“这只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隔离起来对大家都是安全的，哪有什么怎么混的问题呀。”病人终于转走了。
七月份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显示在屏幕上。
“喂，哪位？”
“我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当然记得，那么特殊的病人！我马上问：“你怎么样？确诊了吗？”对方回答：“确诊了，但现在没事了。”“有什么后遗症吗？”我小心地问。“没有。您怎么样？”他也小心地问。“我没事。”“我一直担心你，怕你被传染了。”“我没有，你传染其他人了吗？”“我的司机和夫人都被传上了。我真怕把你也传上了。”
……
一个大学生被怀疑“非典”送进隔离区，因为他一直和妈妈住在一间出租房中，房东不敢让妈妈回去住，妈妈就“陪”儿子住进了隔离区。我们一直等待这个妈妈“被传染上”，但一直到孩子好转出院，妈妈也没有出现发热。我们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孩子出院一周后让她“自己回家隔离”去了。
……
无独有偶，一个肺癌病人从病房转到我们隔离区，其实这个病人诊断非典非常牵强（发热、白细胞低和肺部阴影在化疗的肺炎病人非常常见）。一直陪同他的护工也因为“接触史”被隔离。几天后，病人去世（这是我们隔离区死亡的唯一病人），护工又成了在隔离区离的“不发热病人”，这让我们又无法处理了。让他出院，不敢；继续隔离，他一直没有任何症状。最后经过“专家们”商议，建议他找一个独立的房间自己隔离两个星期。就这样，把他“解放”了。
说真话，我没有认为“非典”传染性像社会上流传的那么强。给那个病人看病，我们近在咫尺，接触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我没有被传上，而且彼此都没有防护（我并不是说我这样正确）。在协和医院急诊科轮转的医护人员多大上百人，我们隔离留观的病人也一百余人，没有在这个区域发生任何交叉感染。应该说：令大家恐惧的“非典（SARS）”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你可以说，那个病人为什么把他夫人和司机都传上了？这不是说明“非典（SARS）”的传染性不那么弱吗？
也许吧！或者，是我及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的运气好吧。
4. 非典是自然传染病还是“生物恐怖”
我不认为SARS是一个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而是一个生物恐怖。在2003年5月份的一个中法“非典”论坛上，我就和相关专家谈到这样的观点。但是，我没有依据，没有证明。
传染病与非传染病的不同点就是其“传播性”：能够从一个生物体（人）传到另一个生物体（人）的疾病就是传染病。高血压就不是传染病，我们不会因为接触了高血压病人而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结核病就是传染病，因为结核菌可以从一个病人的身上，通过呼吸传递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并引起他得病。所谓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就是在自然界发生的，病原体在正常、自然生存的状态下，由于某种原因感染了我们。一个人因为某种条件的改变，如抵抗力下降、使用药物抑制免疫等，感染上了一个自然界的病毒、细菌或某种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在病人身上繁衍生息，造成他身体的损害。同时，病原体在病人体内得到发展。繁殖成长的病原体通过某些渠道，从病人的身体出来（如呼吸、饮食时的唾液、精液、血液），传递给另外的一个人，引起第二个人得病。第二个人通过同样的途径引起第三个人得病，如此下去成千上万人的染病、死亡。这是正常自然传染病的传播过程。
我们来看看“非典”。大家现在公认“非典”的病原体是“SARS冠状病毒”，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它可以在自然界中存在，可以感染人，可以通过呼吸再传到空气中。其他人可以通过呼吸“染有病毒的空气”而被传染。这也是我们分析SARS传播的主要途径，即飞沫传播。在某一个小的区域，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样的传播路线图：佛山、香港淘大花园、北京××地区等。但是，从全国的角度看，有些问题让我们无法相信北京的这场“非典”灾难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传播过程。
2002年11月，曾经在广东省出现了“非典”，流行地区首先发生在佛山，一个不是很繁华的地区。这次流行，并没有在我国产生多少恐慌，只是有不少人往广东倒口罩和板蓝根。接下来就是官方的报道：“广东成功地控制了非典疫情”。接下来，似乎大家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
2003年2月份，有消息说“这个传染病要传播到北京（所以协和医院才做了普及性教育）”。
2003年3月1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3月17日在协和医院出现第一例病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几个时间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的春节。
春节前，有大量在广东地区（包括佛山）打工、学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学生回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又有无数在全国各地工作、学习的广东人回到家乡。经过15-20天，这些回家过年的人分别回到各自的工作、学习的地点；那些来广东打工的人回到广东。这是一个多好的传播机会？后来的分析认为，“非典”（SARS）的潜伏期是2天至1周。如果这时候传播，估计全国各地应当平衡发病，各个省都将出现大量的“非典”病人。然而，没有一例病人在这期间发病。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人被传染？
北京3月初出现非典，而三月中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点——2003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恰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一个重要的地点，发生了“非典”这样重要的事件，给北京带来的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是巧合吗？
SARS真的那么重吗？不见得。传染性那么强吗？不见得。经过H1N1/H5N1流感，我们渐渐会认识到，这就是一个病毒引起来的呼吸道传染病，可以死人，但不是都会死，也不是碰到就传染。因此，现在的H1N1/H5N1要求就地隔离治疗以后，我们也没有出现大批感染或死亡的情况发生。那么，当时SARS的恐惧来自何处？谁最先说他的传染性有那么强？死亡率有那么高？
在和其他人探讨这个问题时，也有人提出相应的支持证据，某些对国际事务非常“关心”的机构或国家，在SARS期间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令人费解。
SARS来无影，而去无踪，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迷。我相信它是一个自然病毒引起来的传染病，但它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流行”方式，却有“人为安排”的痕迹，更像是（注意是像是）一个生物恐怖。
（只是个人推测，没有客观依据，不当之处，万望见谅！）
5. 发热门诊的诞生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在病房楼的北侧。当年设计时因希望急救车转来的病人与走来（包括自驾车来的）的病人分流，所以留了两个入口：急救车入口和病人入口。急救车入口前有一个雨搭，是为了防止上下车的病人时被雨淋着用的。雨搭下面有两个门，一个是急救病人的入口，另外一个是大楼逃生通道的出口（楼梯间）。这个雨搭下面的空间和这个楼梯间，就是全国第一个“发热门诊”（当时的名字叫做“发热呼吸筛查急诊”）的诞生地。这个“发热呼吸筛查门诊”是因为临床需要设立的（名字是随便起的），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一个的“亮点”被推行开来，以至于“亮”到现在依然没有熄灭。
……
一个接一个的发热病人来到协和，一个接一个发热病人被隔离。“非典”的诊断标准太含糊了：“发热，白细胞不高或降低，有呼吸道症状，肺里面有影子（X光胸片）而且进展快”。符合这样标准的病人其实很多，在平时就很多。
“非典”很快从一个医疗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了，如果医院内出现交叉感染，医院将不但承受经济损失，还要承担社会压力。
医院急诊科是一个急性发热病人最多的地方，而“非典”的第一个症状就是急性发热（体温高于38.5℃）。但是，除了发热病人，急诊科还有很多其他病人——胸痛病人、腹痛病人、外伤病人，等等。为了防止出现医院内（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出现）的交叉感染，协和急诊科在前面提到的空间临时开放了一个诊室，起名为“发热呼吸筛查急诊”。在这里安排了专门的医生，外面雨搭下露天的部分用于病人候诊，这样可以通风，里面的楼梯间就是临时诊室。在这儿工作的医生视同在隔离区，需要严格防护。这样实施了数天，直到后来的某一天，一个领导来视察慰问，肯定了这个做法，并作为“亮点”推广到了其他医院，甚至全国。
不知道哪一天，一个正式文件下达，指示医院要建立独立的“发热门诊”，而且需要按照传染病法相关规定设计流程。这样的规定其实作为医生的我们是反对的，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没有人敢不照章办事，因为一旦出现院内感染，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协和医院在教学楼后面选了一块空地，设计出了有清洁区、缓冲区、诊区、留观室及X光室、检验室和收费室的设施齐全的发热门诊。这个发热门诊更是成为全市的典范。很多医院到协和医院来参观、学习，我们有清晰的流程，有合理的分区，有完备的抢救能力。协和医院发热门诊一直归急诊科管理，而急诊科一直指派我管理发热门诊，一晃就是9年。尽管在“非典”以后，我们很多医生，包括医疗行政管理人员呼吁取消发热门诊，但是，没有人敢作出这样的决定。随着而来的“禽流感”、“猪流感”更是让大家不敢提取消发热门诊的话题。任何一个医疗问题，往严重了说都容易，但如果说“没事”，这个人可能要倒霉。在临床如此，在医疗管理上也是如此。
今天，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归属于感染科。
但说实话，我实在不能认同发热门诊这样的建设。其一，每年只有不到40%的急性发热病人在发热门诊就诊，达不到隔离发热病人（包括传染病人）的作用；其二，凭在发热门诊能够得到的病人资料，医生很难确定病人是否是传染病；其三，巨大的投入往往使医院应付其事，常常是在发热门诊做一个登记，然后就让病人去普通急诊了；其四，很多发热门诊没有影像功能或药房，病人不得不到普通急诊照片子或取药，这起不到隔离传染病的作用；其五，很多病人因为害怕发热门诊内的传染，来诊时特意吃退烧药，然后到普通急诊看病，反倒迷惑了医生。在我管理发热门诊期间，发热门诊的医生没有及时发现一例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相反在普通急诊的抢救室倒是见到了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结核，甚至霍乱。因为这些病人很重，被其他医院转来，进入抢救室。在医生检查后，确定了他们是传染性的疾病，然后才安排隔离、转诊和消毒。我们的发热门诊不过是急诊科一个独立的诊间，帮助忙碌的急诊科分流掉一部分急诊感染的病人而已。
目前，各个医院的发热门诊还存在着，看起来我们很重视传染病，但却造成普通急诊科某些医生的防范意识淡薄，因为他们想当然认为传染病在发热门诊。他们恰恰不知道，发热门诊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普通急诊科才是危险的，因为传染性的病毒感染常常使病人很重，被直接送到急诊或抢救室。
作为急诊科医生的我，依然建议取消发热门诊，同时在急诊科建立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的机制。但时至今日，发热门诊依然屹立在各个医院的院区内，各医院依然为每天5-20个病人（甚至更少）承担着巨大的医疗投入。
6. 一晚上搭起的隔离区
病人越来越多，发热门诊出现了。“临床诊断标准”出现了，病人越来越多了。
离下班时间还有20分钟。
医务处孙处长打电话给我：“王仲，李院长让咱俩去他办公室。”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位于五号楼的院长办公室。李院长对我们很好，也很客气，了解了这几天“非典”病人的病情，医院内病人出现发热的情况，急诊科发热病人的筛查情况后，说：“现在‘非典’病人越来越多，病人也转不出去，你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像这不应该是我们想的。既然“非典”被定义为传染病，按照政策，这些病人应该转走，但是……
“长话短说吧，病人在短时间内肯定转不走。给你们俩一个任务，在急诊科找一个地方，设计一个隔离区。给你们15分钟时间，你们去看，拿出来方案，今天晚上就施工，明天使用。”
我和孙处互相看看，心里面都明白要说什么——“15分钟拿方案？”
特殊时期，特殊任务，当然也只能是特殊反应。我们来到急诊科，勘察地形。
做传染病的隔离区，不是有个地方就可以的。这个区域需要相对独立，需要能够通风，而且外面还需要有足够的空间稀释排出的污浊空气。此外，作为急诊科医生的职业思维，我相信一定会有重病人出现，特别“非典”病人，因为其特点之一就是“病情进展快，早期就会出现呼吸衰竭。”因此我们在设置“非典”隔离病区时，就不能只考虑到病人的传染性，还需要考虑“非典”病人的安全性，要在保护其他人员“安全”的同时，让这些病人得到应当得到的“正规抢救和治疗”。
全面考虑的急诊科的布局后，我们俩确定把当时的抢救室以及临近的几间房间改建为隔离区。在走廊中搭起两个全封闭隔断墙，使这个区域“孤立起来”，单独开门，实现“隔离”的目的。这样即能解决“非典”病人的隔离问题，也能解决病人加重的抢救问题。
问题是，协和医院急诊科的病人不只是“非典”，更多的是普通急诊病人。如何解决这些病人的抢救？我们还需要在同样的一晚上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搭建起来一个新的“抢救室”。这有这样，才能保证急诊科的功能。这又是一个挑战：抢救室需要有一定的空间，需要有电，有氧气，有负压吸引，有正压空气。这比建立一个隔离区要复杂的多。经过仔细研究，这个区域选在了急诊大厅的西侧。
方案上报了李学旺院长，得到了认可。
我们立即联系相关人员，备料，施工。器材处的齐处长、陈宝林老师帮助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晚上七点开始施工。第二天早上八点，院领导来检查，一个全新的临时抢救室和一个全封闭的，能容纳15个病人“非典隔离区”建成了。
几十人急切的盼着领导检查通过，因为大家都急着回家睡觉。
7. 防线
医院急诊科永远是医院的一道屏障，不管你认可不认可；急诊科医护人员永远是医院的特种兵，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在抗剂“非典”的战斗中，全员投入战斗的科室只有急诊科（我说的是全员），所以牺牲最大的也是急诊科。
“非典（SARS）”的发病是客观的：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恶化快。但“非典”病人的诊断标准曾经很简单，就是“发热、呼吸道症状和白细胞不高，胸片有斑片影”。换言之，任何一个发热病人都有可能是“非典”。谁能从这众多的发热病人中找出来有传染性的病人？更不能寄希望于“非典”病人自己到发热门诊“自首”。这个工作只有急诊科医生来做——因为这些急性发热的病人通常是来急诊科看病的。
“非典”来了，传染了，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医院里面传播了。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包括医护人员）和政府对“非典”的广泛关注。曾经有一段时间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两升两降”的奋斗目标：提高诊断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医护人员感染率。可是，在那样一个打乱仗的时刻，怎样做才能防止“非典”的蔓延和扩散，怎样才能保证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没有人知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从2003年3月17日开始，就被卷入到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之所以说“被卷入”，是因为我们也不想被传染，不想与这个“恶魔”打交道。但是，众多的发热病人不断地来急诊，一个个来急诊的发热病人被我们这些“筛查专家”送进“非典”隔离区。但是，在他们来急诊科看病时，并没有打上“非典”的标签，我们还是不得不在众多的病人中筛查、判断、诊断、治疗。
防止被感染的最有效的措施是不接触发热病人。为了保护自己，很多医院的急诊科以“没有能力应对传染病”或“出现了疑似病人，需要消毒”等理由，把急诊科关闭了。在“非典”最严重的时间（2003年4月）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中心的数公里范围内的医院急诊科都相继关门（大家可以调查）。用这样的方法，保护了自己，保护了急诊科，也保护了医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不管你有没有“非典”，我们依然会有普通感冒病人、心绞痛病人、高血压病人，这些病人怎么办？
当“非典”病人出现在社会上，来到协和医院急诊科，特别是得知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出现了感染和死亡，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也感觉担忧甚至恐惧。按大家的说法，我们宁可进入隔离区工作，因为虽然留在急诊科的“非典”病人让大家害怕，但源源不断来到急诊科未经筛查的发热病人更给急诊科医护人员带来潜在的威胁，因为普通急诊的防护条件和“非典”隔离区不同，级别要低得多，而病人的密度更大。
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是马遂教授。在这样的情况下，马主任召开全科会议做了动员，并代表急诊科对医院承诺：一定做到两点：一是北京协和医院一定不能关闭急诊科，而且要把普通病人的医疗服务做好；二是把急诊科作为医院的一道屏障，绝对不让非典病人进入医院。“要牺牲就牺牲急诊科”只是当时急诊科的口号。就这样，原有的急诊科被一步步蚕食为“非典”隔离区。而随着非典病人的增加，隔离区的范围扩大（最后整个急诊科的两层楼全部成为了非典隔离区），我们都附加着一个工作，开辟普通急诊的战场。急诊科医护人员就像游击队员一样，一步步变换这工作地点。 最后在教学楼的一层组建了一个“Mini”版的，全功能的急诊科。
就这样，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一步一步地改建成了SARS的隔离病区，先后有200余名病人（106名确诊病人）在这里诊治，转院和出院。没有任何一个SARS病人从这里流入病房，相反有数名住院期间出现发热，并被怀疑非典的病人从病房被转到急诊科观察。同时，常规急诊病人也在有条不紊的接受着急诊科医护人员的诊断、治疗和抢救。
急诊科不只是平时服务常规急诊科的科室，更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院的一道钢铁防线。
8. 真正的专家
“非典”不仅制造了恐惧，还制造了众多的“专家”。这些专家被政府看成依靠，给社会带来希望。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专家们良莠不齐。其实，真心地说，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传染性疾病，连病原都不清楚，哪有什么专家？
我们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专家，也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专家。
尽管我们不敢说，不承认，我还是有幸成为了“协和医院非典筛查专家组”的“专家”。因为感觉受之有愧，所以现在微博简介上我才表达了心声：“当不上专家的急诊科大夫”，哈哈……
那么，协和的“非典筛查专家组”是怎么来的？
“非典”的到来，给医院收治病人带来的麻烦。所有病人都需要进行“筛查”，特别是发热病人，首先要确定是否“非典”。在只有“临床诊断标准”的情况下，从占病人最大比例的发热病人中确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不能让任何‘非典’病人进入病房”是医院明确的要求，这使一线医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漏诊，造成医院和社会不安全；误诊，给当事人带来压力和伤害（大家都害怕被隔离）。
为了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非典病人，降低筛查人员的心理压力，协和医院李学旺院长提议组建“非典”病人诊断专家组。专家组由医院认可的呼吸科医生、感染科医生、急诊科医生和重症医学医生组成，并直属医务处管理。每天有一名“专家”24小时值班，负责可疑病人的会诊、筛查。任何区域出现了发热病人，先由值班“专家”检查、判断，如果高度怀疑，立即启动“集体诊断程序”。所谓集体诊断就是由“三名以上来自不同专科的筛查专家”进行排查，集体决定病人的诊断，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降低个人的心理压力。
呼吸科许文兵教授就是这个专家组中的一员，而且是我真心佩服的“非典”专家。
许教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说话办事都不紧不慢，井井有条。协和医院没有人不认为他是一个细心、耐心的好医生。
提到许教授，我就要说说东四××条和京港工地这两个当时“疫区”的故事了。
三月底的一天中午，碰到许文兵教授。他对我说：“知道吗，我觉得××小区可能有小范围流行。”
“你怎么知道？”
“今天我看的病人，好几个都来自这个小区，咱们得注意一下。”
正如他预测的，下午接二连三又来了几个在同一个小区居住的居民。经专家组研究确定，他们的临床表现都符合“非典”诊断标准。专家组按照规定上报了医务处，并转报东城区疾病控制中心。流调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隔离和排查，确定了“非典”在这个地区的“流行”，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
另一天，我下夜班前来了两个民工模样的病人，相继出现了发热。处置完后，我就把病人交给了接班的许教授。
下午碰到许教授，他神秘地问我：“知道上午你看的那两个病人被隔离了吗？”
“不知道”我回答。
“我问了他们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工棚的。据说一个工棚里面住了二十七个人，有十几个病人都出现发热了。他们不敢来医院，怕被隔离。我让那两个人打电话，劝他们都来医院看病。”
啊？我也吃了一惊：如果是非典，估计所有的人都跑不了。
我问：“后来怎么办了，他们来了吗？”
“我劝他们一定要来，后来都来了。我们也上报疾控中心了。现在十几个病人已经转到××医院。工棚也被封了。”
后来证实，这些民工不是“非典”，而是麻疹。
传染病的诊断需要依据“流行病学史”，但不是所有医生都会那样细心关注每一个细节，如病人的居住地、周边病人情况，有没有群体发病或序贯发病。更重要的是，在所有人都在躲避“非典”恶魔的时刻，谁会让被怀疑为“非典”的病人来到自己身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病人越多，“我”被传染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许教授的细心和责任心，才有效地阻止了这些呼吸道传染病（包括麻疹）在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和蔓延。
一个专家不在于你多么敢于说话，而是你是否能够（或愿意）了解事件的内部规律，并明察秋毫地发现支持你的依据，作出合理的安排，为正确的应对和处理提出合理的建议。许教授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依赖的、真正的专家！
9. 自己转来的病人
隔离区很快就住满了，病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来。有些病人不顾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从其他医院自己转了过来。
她叫李×，是协和医院一个医生的小学同学，因为发热、喘憋被某医院以“非典”隔离治疗。
我正在查看“非典”留观病人，护士说有一个本院的医生找我。我脱掉隔离服，来到清洁区，看到××医生在门口焦急的等着我。见我出来，她快步走上来说：“王大夫，有一个事你一定要帮忙呀。”
“什么事？”我问
“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在××××医院被诊断为‘非典’，给隔离了。在那儿根本没有人管，越来越重，她想转咱们医院来。”
“现在不允许任何病人转诊，这是政府的规定。”我说。
“那怎么办，你帮想想办法。她就一个人，在那边连个管她的人都没有”她恳求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医院也不会允许病人转出来。”
“那谢谢了！”听得出她的无可奈何。
“除非她自己过来，只要她到了协和医院，我可以接收。”我在不忍心拒绝的情况下，开了这样一个口子。
“明白了。”她好像看到一丝曙光。
第二天下午六点多钟，我正在和李太生教授、许文兵教授吃完饭，手机响了起来。
“我是王仲。”
“有一个病人说是你让过来的，要住隔离区。”对面是隔离区值班护士的声音。
“什么病人，我没有这样的病人呀。”
“让她和你说吧。你接电话吧。”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喂，王大夫吗？我是××的同学。”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病人真的自己过来了。听得出来，病人呼吸急促，虚弱无力。
……
“我知道了，你让护士接电话。”我说。
护士接过了电话。我说：“我知道这个病人了，她已经确诊了，你给她安排一个地方吧。”
护士不高兴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您来看看吧，你说放哪儿都行。现在一点儿地方都没有了。”
这是我知道的，我们能够容纳18个病人的区域，已经安排了30多个病人。但是，这个已经确诊的重症病人，我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排的，必须安排在隔离区，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生命支持条件。
“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只要把她‘塞’下就行。别忘了给她吸上氧气。”我命令。
“好吧，你放心吧。”护士挂断了电话。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把电话又拨了回去。“帮我问问病人吃饭了吗？”
稍顿了一下，听到护士回答：“没有。”
“知道了。”
我让餐厅的老板做了一碗鸡蛋面，让服务员帮助送到了医院。因为当时很多病人都是家属送饭来，而我知道，这个病人目前没有家属。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病人。她是一个清瘦的中年女性，看起来很坚强，但呼吸浅快，口唇发绀（青紫）。这一切都说明她肺部的病变很重。我真的为她昨天从××××医院转过来感觉担心了，也为我留的那个口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万一路上……
病人很开朗，喘着，笑着感谢我能够接纳她，同时也感谢我送她的面。她对我说，虽然她很饿，面也很香，但她并没吃几口，因为她无法脱离氧气。
在大家细心的照料和精心的治疗下，病人的病情慢慢好起来。能够活动了，出院了。
抗击非典的战斗结束了，她却从来没有忘记这段特殊的经历，也从来没有忘记患难与共的病友和医护人员。她组织了一个SARS病友会，在SARS结束一周年的时候，这些特殊关系的人在她家搞了一个聚会。
到现在为止她还会得意地说：“她转协和的决定是英明的！”
10. 消毒剂
香山会议是医学界的最高级科学会议之一，因每年在香山饭店召开而得名。这样的会议，作为临床医生的我是不敢奢望参加的。因为“非典”，我有幸与众多的大牌医学科学家同坐在了香山饭店的屋檐下。
一天下午，接到来自医学科学院的电话：刘德培院长提出要李太生教授和我在某日随同他参加香山会议，理由是会议要讨论“非典”相关问题，希望有临床一线人员参加。对于副教授的我来说，这绝对是受宠若惊的事。
到了开会那天，早上匆匆看完病人，安排好一天的工作，开车前往香山。一路很好走，这是“非典”时候的交通特点。在会场门口，我们见到了刘院长，他“领”我们进入了会议厅。
李太生教授和我知趣地在大厅的左后角落下坐了下来。也许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份（不知道他们如何知道的），所有人都往右前方聚集，与我们成对角线，在我们俩和他们之间留出了一道明显的“隔离缓冲”带。只有刘德培院长和我们坐在一起，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
会议探讨了很多问题，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高深：新药开发、疫苗研制、病原体分析、中医治疗方法……。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不愧都是大牌科学家。
接近中午了，估计大家也说的口干舌燥了，也许是突然想起来还有两个来自“一线”的医生，不让我们说话好像也不好。于是，主持人客气地说：“来，咱们听听临床一线的医生们有什么想法。”
李太生教授首先发言，他讲了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好像是病原体相关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我发言了。我真不知道在这种场合应该说什么，但不说是肯定不行的。于是，我站起来，选择了一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露怯”的话题：“作为临床医生，我觉得大家讨论的疫苗、新药、中医离我们都有点远。在医院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所有的隔离区，甚至非隔离区都在用过氧乙酸（一种很强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消毒剂）消毒，很强的刺激性气味造成病人的呼吸困难，腐蚀性把电梯、地面的都烧的锈迹斑斑。我想问有没有可靠，但柔和一些的消毒剂给临床使用？”
这个问题还真的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兴趣，大家立即讨论，并把问题退给了在场的一位专家，因为他们单位就承担着消毒剂的研究。
这位专家也客气的站起来说：“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也的确在研究着各种消毒剂和消毒方法，但我在这儿不能说。”
他的回答让大家费解，让我气愤。但他接下来的理由似乎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研究消毒剂的是另外的一个×长负责，我不能替他在这儿宣布，我了解的也不全面。我回去一定转告他，让他尽快拿出适合的消毒办法。”
事实上，到最后，我们依然在使用过氧乙酸进行这消毒，以至于我们很多医院的地面和台面都留下了“SARS”的印记。
散会后，大家提议让那个消毒剂研究机构的专家请客，我们在餐桌上有了“深入”的“私密”交流的机会。我问专家：“现在是朋友谈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用什么消毒？我不对外说，只对我自己和我们科。”
他扫了我一眼，带有不屑的语气说：“告诉你，40%的酒精就可以把SARS冠状病毒杀死……”
40%的酒精？那不就是低度白酒吗？
从那时起，我开始喝白酒。
11.“鱼龙混杂”
正在病区查房，电话响，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你在哪儿？赶快到五楼会议室来。领导找你。”
我犯错误了？领导急赤白脸找我干嘛？不敢怠慢，把病人交代给下级医生，就匆匆跑到五号楼会议室。
办公室的张××在门口等我。见到我来，立即迎上来，小声但严肃地对我说：“你先等一会儿，出大事了，领导在和他们打起来了。”
“和谁？”我问
“疾控中心的人。”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关键是他们打起来叫我来干嘛？
“说我们把普通发热病人和非典病人都放在一起，引起交叉感染。”
啊？哪个××说的，我心里面骂。我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工作，还有人使绊子。
正在想着，会议室的门开了，一个院办工作人员走了出来“王老师，领导让你进去。”
我小心翼翼的走进会议室。
在会议室中间的椭圆会议桌前，两条长边坐着泾渭分明的两组人：一边是身着制服，戴着大沿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另一边是穿着白大衣的人。两边的人都很严肃，冷面孔上明显写着“敌对”二字。在后排的椅子上，坐着一些杂乱人等，有制服的，有白衣的，还有便装的，估计都是各自带来擂鼓助威的。
见我进来，一位领导先开口了“王仲，来，你坐这儿。”他手指着身边的一个空位子。真荣幸，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待遇。这待遇后面一定有责任，有问题。”
果然，问题就来了。
“他们是疾控中心的”也没有向以往那样客气地介绍，“有人举报你们把普通发热病人和非典病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引起交叉感染。你说说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大沿帽”们看着我们，没有吭声。我看看他们，“客气“地点点头。
“我们隔离区有30多病人，可能真的有不是非典的普通发热病人。”我慢慢地说。
两边都显示出了诧异的表情，领导们瞪着我，大沿帽们也瞪起眼睛。
我接着说：“我只能说，我们是根据目前的标准在判断病人。现在的标准是发热、白细胞低、有呼吸道症状、胸片有阴影、进展快。但是，这些病人是不是“非典”，我真的不知道。这就是说，我所有的病人符合上面的标准，但是没有人能说他是不是真正的“非典”。如果哪位能帮助排查一下，我非常欢迎。你们疾控中心有没有这样的专家，可以帮我们派一个过来。这些病人都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而且每个病人都是三个人以上会诊以后留下的，与医院的领导没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两边人的表情有都变化了：领导们松了口气，大沿帽也不那么严肃了。
我接着说：“其实我完全可以把一部分病人放走。大家都是人，都很自我。在隔离区多放一个病人，我们医护人员就多一份工作，多一份劳累；多一个病人，我们就多一个被感染的机会。我现在想，我们那些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傻，‘自找’没趣。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真的傻，是对社会负责。这些人放在这里，我们劳累了，危险了，但社会安全了。如果我们这样做不对，我立即改正，我们把病人放走……”
我越说越严肃，越说越激昂。估计大家没有想到我会说这些话。最后，我说：“各位领导要不要和我去隔离区看看，帮助我们做些排查和工作指导？”我的语气又缓和了下来。
我相信隔离区那个地方，除非有明确的工作，没有人敢，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去。这时候疾控中心的领导们的严肃劲儿都消失了，变得很轻松，马上解释道：“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是你们有一个病人打电话举报。我们也是对病人、社会负责，来了解情况吗。你们的辛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还得谢谢你们哪。”
“非典”病区的确“鱼龙混杂”，谁能凭肉眼分辨出你是那种病毒感染？有前面说的临床表现的病人很多，但所谓“非典”是指“SARS冠状病毒”引起来的肺炎病人。正因为无法鉴别，临床工作才显得格外大的风险，协和医院才组成了前面说过的“专家组”。我相信每个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靠着极强的责任心认真地分析、筛查、判断病人，大家都在争取最大程度地准确诊断病人。
很多人抗击“非典”有功。但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改建的非典隔离区——第一个“非典”病区，接受病人最多的病区之一，在能够找到的记录并不多，甚至找不到几张历史照片，因为在早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或者说愿意“注意到”到这个病区。后来的隔离区都是在国家指导下，花时间、精力去建设的，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有很好的个人防护设备，大家自然也就心里踏实的从容工作了，宣传也自然上去了。急诊科的改建是因为病人已经来了，完全是突击战斗，没有人了解，没有设计。但这个区域，以及在这个区域战斗过的医护人员是我认为最出色、最值得记忆和骄傲的。
12. 无心插柳：SARS冠状病毒
大概没有人知道我们国家生产疫苗的三株冠状病毒与北京协和医院有关，更想不到这三株冠状病毒是三个人“无意”弄出来的。
“非典”来了，大家表现出来的是恐惧、惊慌；“非典”来了，有些人表现出兴奋和激动。前者是普通百姓，后者是科研人员。医生，则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病人，什么也想不起来。
隔离区设立了，需要有人进去工作。医生、护士不能说不进去，那不符合医德；医院不能说把医护人员“扔进去”不管，那违背了人性。所以，一个折中方案产生了：全院各科医护人员轮流进入隔离区，每人工作一个月后出来，在某个山庄隔离两周，确定没有发病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以保证家人和工作区域其他人员的安全。
包括我在内的专家组人员无法按照这个原则实施，因为所谓专家就那么几个人。这几个人不单承担医院的工作，大部分人都还在承担着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CDC等政府相关的工作。而我，还承担着以急诊科医护人员为主体的东院“非典”隔离区的管理工作。
虽然医护人员踊跃报名进入隔离区，但内心的担忧和恐慌是可想而知的（有些科室就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谁进入隔离区工作）。因为在媒体上已经报道了广东某医院护士长因感染牺牲，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因公殉职等消息。如何稳定协和医院东院隔离区工作人员的军心，鼓舞他们的士气是我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大家进去了，我不能不进去，因为那样会不服众；和大家一样的进去，一个月后我就需要离开、隔离，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纠结的结果是，我也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进去，但不全进去。每天我进去查看病人，“检查”工作，但我并不安排正常的“排班”。这样，医护人员可以看到我，但安排撤离时没有我。
但说实在的，我们的各级医护人员在隔离区内部有条不紊的工作，就像我们在常规病房一样，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正在此时，我听到了关于”非典”病原体的争论：外媒报道是冠状病毒，中国有专家认为是“衣原体样颗粒”。既然在隔离区里面“无事可干”，有这么多资源，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研究，帮助确定一下病原体哪？
实话说，我对病原体的相关研究一窍不通。于是，我想到了协和医院病毒专家，检验科主任倪安平教授。我拿起电话：“老倪，我是王仲。你对‘非典’病原感兴趣不，咱研究研究？”
“可以呀。”他操着南方口音爽快地回答。
“怎么做呀？”我问。
“我给你培养管，你就取鼻咽拭子就可以啦。”
说干就干，我到他那里取来了几十支带有长长棉棒的试管，和一瓶粉红色的药水。这些东西，以前我都没有“玩儿”过。
倪主任说：“你取的时候告诉我，我和你一起去。”
这个工作是无法让其他医护人员做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与病人“亲密”接触。他们需要张开口，检查者在距离病人30-50公分的地方（因为我们需要去病人咽部的标本，我们需要能够够得到），用一个棉签擦拭病人的咽喉部、鼻腔。这样的操作常常引起病人的咳嗽和喷嚏，这是最容易传染的状况。这样的工作，只能自己做，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执行。
我们俩就这样开始了取样工作。我戴着普通外科口罩，给每一个“非典”病人抠嗓子，捅鼻子，近在咫尺。158例鼻咽拭子被拿到倪教授的实验室。
几天后，我接到倪教授的电话：“长了！”什么长了？什么意思？我全不懂。
倪教授说：“肯定有病毒，是什么我不知道。”
下一步的工作就不是我们俩能完成的了，因为要做所谓“测序”和电镜（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刘勇，当时的一个主治医师，是协和医科大学第一个双博士。他很有才，他的才就是能“胡思乱想”，而且他有很多科研的朋友。当得知我们有“病毒”生长后，刘勇马上大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电镜检查、测序，还有很多我不懂的的东西。最后，我们确定了检测出来的病原体也是“冠状病毒”，与国际上的病原体一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分离出来的三株冠状病毒纯度很高（据说，不知道是否事实），最终成为我们国家制作SARS疫苗的毒株。
说到这三株病毒，还有一个小插曲：尽管从取标本，到分离、检测都是协和医院和医学科学院做的，但是，几经周折，这三株冠状病毒却似乎与协和没有关系了，被其他人取了其他的名字。最后还是刘勇大夫据理力争，才使得这三株冠状病毒回归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科大学。目前的命名是：Pumc01、Pumc02和Pumc03（说明：Pumc是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缩写，意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是，已经没有人记得当时“弄”出这三株病毒的人了。哈哈…，自己吹吹牛吧！
13. 如果有人被感染就是咱俩的责任呀
李太生教授一定是喝酒了，重重地敲着我的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打开宿舍门，他闯进来，劈头盖脸对我说：“听着，我得和你说说。”
“说吧，什么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王仲呀，如果医院有人被感染，可就是咱俩的责任呀！”说着，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但看到他这样，我真的有点感动了——李教授的责任心真强呀。
可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哪儿跟哪儿呀？没有人授权或责令我们对全院的员工负责，保护他们不受感染呀。我们的责任充其量是发热病人的筛查。的确，院长说过要我们“把一切‘非典’病人隔离在医院病房之外，确保协和医院病人和员工的安全。”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期望，而且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而已。
虽然我为太生教授的责任心折服，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医院没有人被感染的原因。在协和医院有无数有这样想法的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
但是，我还是不能认同这是我们俩的责任。
于是，我说：“太生，全社会都不知道非典是个什么样的疾病，没有人确定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当时还在对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样颗粒在争论），没有人知道用什么防护、消毒最有效，你怎么保证全医院4000员工不被感染？再者说，我们可以尽可能防止‘非典’病区的交叉感染，你怎么保证我们的员工不在社会上被感染，回来再传染给我们的其他员工？你的心是好的，但我真的不敢认同你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你说的狗屁话！”他完全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被当作‘专家’，我们就要对全院负责。”
太生教授早我两年工作，我一直很尊敬他，称他为“老师”。今天因为他是酒态，我也不好太和他争，只好敷衍他。
我说：“好好，我们尽力吧。”
谁知他还不依不饶，继续强硬地说：“不是尽力，是一定。”
我说：“一定什么？”
“一定不能让协和医院有一个人被感染，一个人死亡。”
又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和他一起来的×大夫在旁边打圆场，说着一些不相干的话题。我也希望能把话题岔开。但太生教授认准了这样一点：我们是协和的保护者。
为了改变话题，我开始和他聊他哪年毕业，那年上学，同学在哪儿。我突然发现，他的年龄好像不比我大，因为他说他是提前上学的，好像还有跳级。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哪年出生的？”
“196×。”啊，和我同年的。“你几月的？”“×月。”比我小三个月。
这回我有话说了。我说：“阿太（私下我们都这样称呼，比较亲热），既然我是你哥，你得听我几句。”
他还想说什么，被我制止了。
我严肃地说：“你听不听，我可比你大。”
“听，听，你说吧。”他无奈地说。
“不管我们多努力，不可知就是不可知。你不是救世主，不能让地球反着转。你现在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些科室，有些人最让人受不了的一面。”
“什么？”他问
“自以为是。”我坚决地说。“好像你们就是救世主，谁都在你的呵护下。其实大家特别不喜欢你们这一点。在工作中你们也表现出强势，谁都得听你的。”
“是吗？会是这样？”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说：“我认为是。”这时候一直站在边上打圆场的医生也插嘴说了一句，“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这么看我们的。”
太生教授不再说什么了。我接着说：“你的愿望只能说明你高尚，有责任心。但不能作为我们的目标。谁都希望我们不被感染，首先你敢保证你不被感染吗？我们尽力就行了。”他终于点了点头。
“今天收获不小吧，当学生的给老师上了一课。哪天请我喝酒吧！”
最后，我们真的实现了太生教授的目标——协和医院没有因为在隔离区工作而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我也真的因为这次的谈话，喝了太生教授的一顿大酒。
14.“跳楼”
她刚刚生孩子后第8天，就被以“发热待查，‘非典’不除外”收到了隔离区。接下来的事情更是不幸，不知道是因为产后抑郁，还是因为“非典”的恐惧，她失忆了，所有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一连几天，我们无法联系她的家属，我相信他家属也在焦急地等待这她的消息。将近一周过去了，她逐渐恢复了记忆，能够和我们对答、交流了。
“你能告诉我怎么联系你家人吗？”我问。
“我想不起来了。”她说。
“你带着手机吗？”我问。
“好像在书包里。”
因为她的意识变化，为了防止物品丢失，我们已经把她的书包和手表等财务让保卫人员给锁起来了。听她这样说，我让护士长马上要来她的书包，从里面找到了手机。
这么多天没有使用，手机已经完全没有电了。找了个充电器，把手机连接上，找到通讯录，我问她：“能找到你家里人的电话吗？”费了半天劲终于联系上了病人的爱人。当我们告知了病人的情况后，我听到那边焦急、激动、感谢，各种情绪混合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声音。
病人渐渐好了起来，能够活动、进食、沟通了。再后来，康复了，痊愈了，准备出院了。
就在这个病人准备出院的前一天晚上，医院接到通知，所有病人转至××××医院，我们医院“SARS定点医院”撤消。
我们可以轻松了！忙碌着安排病人的转诊手续（当时转一个病人是需要很多程序的）。这时，有一个病人找到我，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转？”
我这才想起来：有几个病人已经痊愈，我们已经安排第二天出院。他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向有关部门的人员反应了情况，希望这些病人能不能不再转走，第二天从我们医院直接出院。得到的答复是：“所有人员必须按照名单转院。出院问题可以到转去的医院再行安排。”也就是说，不管病人情况怎么样，都必须转移至××××医院，是否可以出院，由新医院的医生确定。
这也是对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一切都要以防止有传染性的病人流向社会为出发点——民众安全第一。
听到这样的消息，病人表现出来了不安，怕一旦过去又回不了家了。她向我求援，问我该怎么办。我安慰了病人，告诉她先转过去，我相信医生的判断标准因该相差不大的，应该能够让她出院。这样，她随车队离开了我们的隔离区。我充分相信，第二天的这个时候，她应当在与家人谈笑风生了。当然，我也相信，孩子她是看不到的，因为家人不敢轻易让她接触孩子，尽管做母亲的最想念的应该是孩子。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声音有点焦急：“他们不让我出院，要继续治疗。”
“好好和他们说说，让他们看看协和的病历，我们在上面都写了让你出院。”
“我说了，医生不听。”
“……好好说说吧，在那儿我也没有办法指挥他们。”
“那好吧。谢谢你！”声音是失望的。
下午，我又接到了她的电话。这次的声音更加急迫：“他们要给我上激素。”
所有在“非典”病区隔离过的病人对“激素”这两个字都非常敏感，她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也不理解，一个已经痊愈的病人，马上可以出院的病人为什么要上激素？！
“他们说是统一的治疗方案。”
“说要上多少了吗？”我问
“好像是320。”
我无语了！激素能这样使用吗？看病，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化的行为，因为病人的体质、疾病严重程度、对药物的反应性都不一定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病人都需要评估，然后根据情况确定治疗方案，怎么能有“统一的方案”哪？更何况激素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药物。
我在思考，要不要帮助她，怎么帮助她。不帮，没有尽到一个医生的职责，也对不起病人对我的信任；帮，是对同行的否定。重要的是，我不能让病人直接和医生对抗、冲突。
“王大夫？你还在吗？”那边好像没有信心了
“在”我想好怎么做了。我说：“我给你出个‘损’主意，你看怎么样？不过你可别骂我。”我试探着说
“您说吧，我听你的。”
“第一，不要和医生发脾气；第二，强调协和已经安排你出院了，争取医生支持；第三……”我停顿了一下。
“你们住几楼？”
“九楼。”
“第三，如果医生坚决不同意你出院，你就说你要跳楼……”
短暂的沉默，我不知道她会作出什么反应。
“好，我按你说的做。”
……
第二天，有接到她电话：“我在回家的路上了。从楼上‘跳’下来了。”语气里透着轻松。
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包括今年），我都可以见到这个病人。
（15. 和16. 未能收集到。）
17. 采访记
这是“非典”期间我唯一的一次接受采访。原因很简单，因为医院宣传处安排，也因为是中央电视台。在协和医院的西门，室外放了两把椅子。不知道是精心设计的场景，还是怕在医院房间内被感染，反正我们的采访是在室外进行的。记者问问题很有策略，而且让人感觉很轻松，我回答的也很随意。之后，我就没有看播出的节目。是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上电视了，而且是中央台的。”那时候，我在医院“隔离”，哪有心思看电视？更何况，我对当时的电视宣传非常反感！
场景：王仲走着，打着电话。
王仲（说）：只要是发烧的，他们就到你这儿来，不管是哪科的病，咱们都不要拒绝，但是一定注意孕妇，跟大家说一下，要是孕妇的话，咱们要小心点。（这是现场录制，不是编排——今天补充说明的）。
记者：您是个医生，在这个“非典”中您看到过死亡，你恐惧它吗？
王仲：我（对非典）没有感觉到恐惧，（对）死亡我也没有感觉到恐惧。说实在的，现在（医院）很多人在传，说如果我得了非典了必死无疑，因为我（们几个）肯定没有的治；第二个说法是，我即使好了，以后我也是（肺间质）纤维化。在我取（病人的鼻咽拭子）标本的时候，很多病人说到了他们的肺会纤维化，会变成“玻璃样”。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如果你要真是玻璃样的话，我就是把你的肺送到工艺美术商店去摆起来”。病人都笑了，因为这时才知道“玻璃样变”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和他们开玩笑，让大家轻松，他们要求我每天进病房去和他们聊聊。现在病人都对我特别好。
记者：为什么？
王仲：因为我去给他们缓解一下压力。其实病人的压力非常大，甚至大于医生。
记者：有时候在灾难的时候，人的幽默感是很重要的。
王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不应当单单看病，有时候要看心。
场景：和病人谈话。
王仲：“怎么又皱眉头了？没事，没事了。现在你走不走都无所谓了，明白吗？我昨天说你别着急，因为你急着走，没有命令告诉我病人可以走，我说让你走不是骗你吗？您现在这种情况，疾病的高峰期过了。就是说，你SARS的高峰期已经过了，你现在合并感染的高峰期也已经过了。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病人：“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王仲：“没错，你现在基本上就是恢复期了。挺好的了，非常好。OK？”
病人：“OK。行，谢谢您。”
王仲：“没事，别客气。”
王仲：“怎么样了，烧不烧了？”
病人：“不烧了。”
王仲：“也不烧了？”
病人：“不烧了。”
王仲：“看这老太太现在都挺好的。老太太以为我是厨师呢，老问她吃的怎么样。哈哈…”
记者：有人倒下的时候你有没有第一反应，先想到自己，说我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王仲：我想所有人都会有这种可能的，但是我这人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倒不下。
记者：你没做这个心理准备吗？
王仲：心理准备总是有的，但肯定不愿意发生，所以早就和家里人隔离了。
记者：怎么隔离呢？
王仲：有一段时间我采取的措施就是下班不回家，先在外边转悠。
记者：转悠？
王仲：转悠到最后，他们都睡觉了我再进屋，我回到家小屋里一关门睡觉，第二天早上上班就走，也见不着他们，也不想见。
记者：真的不想？
王仲：不是说那个不想见，是说你见他们存在传染的危险，但危险总应该避免的吧。
记者：儿子多大？
王仲 ：9岁。他跟我一块打球，玩儿什么的。有的时候他跟我闹，我就说“你别来，离我远点”。他说“为什么”，我说“小心传染你”。我总让他离我两米以外，这样我自己觉得安全一点。
记者：我想问问你，从有了“非典”到现在，你对这个职业的看法有改变吗？
王仲：说良心话，在高中的时候，我并不想学医，我学医完全是因为实现了我妈妈的愿望。但自从学了医以后，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医生真的是很受人尊敬的，尤其作为协和的一个医生，我觉得很骄傲。这次闹“非典”也好，闹什么也好，我们真的救了很多的人。当别人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去感谢你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医生的价值真的体现出来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没有因为这次非典或以前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心理压力，让我改变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医生是个很好的职业。
（说明：我的儿子将成为未来的医生，因为他已经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医疗系学习了。）
18. 我不孤单
北京协和医院院区的正北是一座9层的楼，这是协和医院的教学楼。这座楼本来是计划作为医护宿舍或招待所的，所以是按照酒店的方式设计建设的，房间是普通的标准间。“非典”期间，因为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无法回家，这座楼的8、9两层就成为一线人员的休息室。这里自然也成了我临时的“家”。
虽然“家”是临时的，但医院给在这儿“居住”的医护人员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和休息条件，每天有人送饭、水果、饮料，有杂志报纸，甚至还有两个房间设置了乒乓球台。 尽管大家在这儿很“舒服”，但更多的人感觉到的是“孤单”，因为我们被隔离了，被“软禁”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家人、朋友都不敢与我们接触，因为我们是有名的“大病毒”。
我是几个长期在这里驻扎的医生之一。因为我们是病区的负责人，也是所谓的“筛查专家”，我们会被随时叫到病房或非典隔离区去筛查病人。当时有一个规定：任何医护人员在隔离区工作一个月后就应该出来，安排去指定的度假村隔离两周，然后才能回家或恢复正常工作。因为没有人认定我们从什么时候进入的“非典隔离区”，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出来”。相对于其他医护人员，我们是被判了“无期隔离”。家，我们无法回；朋友，我们“不敢”接触（事实上是很多人不敢接触我们）。我们每天上班被装进“套子里（隔离服）”，下班被装进“匣子里（隔离宿舍）”。很多人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趴在窗台上晒太阳。
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却没有这样的孤独感，原因是我有一帮，应该是几帮，“不怕大病毒”的朋友。
有一天，傍晚5点多钟，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手机是不离手的，随时可能被病区或领导“召唤”。迅速拿出来手机一看，是一个经常在一起打羽毛球的朋友。
“王教授，你在干嘛，有时间吗？”
“我在休息室 ，什么事？”
“能出来吗，我们在你楼下哪。”
啊，真不敢相信！我马上来到窗前，趴窗向下看，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楼门口停着，两个朋友仰头笑着向我招手。我急急忙忙下楼，因为我不能把他们请上来——没有人愿意到“大病毒”们居住的地方做客。
“你们干嘛来了？”我问。
“你晚上有事吗？”他们问。
“没事，怎么着？”
“和我们走吧，吃饭去。”
“……”我不好说去，也不好说不去。
“走吧。”
我上了车。车子出协和医院东门，向北，向东……，开进了工人体育场旁边的“锦都酒苑”。
这是一个很大，也很豪华的餐厅，以前我也来过，晚上常常需要等位。今天进入大厅，空空当当，门可罗雀。走进餐厅，居然一个人没有。领位服务员把我们引领到一个露天的区域。远远看去有一桌人在聊天。我认出了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
大家像迎接英雄一样把我按在正座上。我问：“你们这是那一出呀？”“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问。
“……”我在想。
“5月23号。”有人说。
啊？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整个餐厅就这一桌客人，服务员很殷勤，就餐气氛也极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一群极特殊的朋友为我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一个把整个餐厅“包”下来为我一个人的生日。
友谊，只有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才能经受考验。这些朋友没有觉得我是“大病毒”，没有疏远、躲避，相反他们想尽一切来安慰、支持在一线工作的我。
无独有偶，我的另外的一些朋友也用类似的行为感动着我——有在红螺寺为我祈福的，有从西藏给我带来红景天的，有定期打电话慰问的。更有几个朋友定了一个“制度”：每个月一起吃一顿饭，其中必须到场的有我和我们医院的另外一个一线员工。按照他的说法是我们每个月“点一次名”，希望到SARS被赶走后，我们也没有减员。
SARS终于被赶走了，我们真的没有减员。从SARS的工作中走出来，我最深的感受不是传染病的可怕，而是人情的可贵。
外四则：H7N9来袭
1. H7N9 = SARS 吗？
最近媒体狂报H7N9,刚刚组建的“卫计委”也明确表态，并提出诊断、治疗、防控要求。这一切都让大家感觉到对“H7N9”的重视。
为什么这样重视，因为十年前我们有一个令大家难忘的SARS经历。那场最后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取得胜利的传染病放控，至今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这其中也包括我（但我的出发点不同）。但我更想说的是SARS的防控方法并不可取。在一个具有13亿人的大国，几千人发病的“传染病”让大家如此恐慌（以至于谈病毒、谈传染色变），让经济如此损失，是不是代价有点大？
其实在SARS以后，我们相继出现过H1N1和H5N1型病毒引起的感染。在专家的建议下，我们又提出了“重症不典型肺炎”这样的概念，并将其列入传染病行列——需要上报，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域消毒。然而，这样的定义和措施不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定义太宽泛，以至于临床上有很多符合定义的非病毒性肺炎的病人。最后，专家不得不又提出新的建议：“就地隔离治疗”，就像现在的H7N9。
我也在谈SARS，甚至已经写了十几个故事，我还会继续写下去。但我的出发点不是告诉大家SARS的发病、传播、诊断、治疗，因为那是我们这些做医生的事。我想告诉社会和公众，面对一个严重的疾病，一个可能有传染性的疾病，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十年前，一个媒体采访我时，我说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与SARS‘和平共处’。今天我们有SARS，明天可能出现PARS、TARS，我们怎么办？”结果，真的来了——禽流感、猪流感。我又和同事开玩笑说：“知道下面该什么流感了？是鱼流感！天上飞的，地上跑得都有了，该水里游的了。”
其实，病毒感染每年都会发生。在冬末春初时，是病毒性感染最多的季节。我们所有的感冒都可能是病毒感染所致。这些病人大多数自愈，或者被治愈了。但也的确有人发展为严重的肺炎或呼吸衰竭，以至于丢掉生命。但这与我们见到的所有疾病一样：阑尾炎大多数被治愈了，或者手术了，但也有人发展为严重感染，死亡了（特别是老年人和孕妇）。我们有必要因为这几个死亡病人来宣传阑尾炎的可怕性吗？当然不会！对H7N9的恐惧，我相信还是“SARS后遗症”。
H7N9其实也是流感病毒的一种（H：血凝素1～15；N：神经氨酸酶1～9）。这些病毒在不同的宿主身体上存活，致病。至于有些病毒以往认为在人体上不存在，不致病，现在造成人的感染的机制，我们需要研究探讨。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以往我们并没有大规模的筛查，无法确定它真的没有造成人体的感染。
SARS时，中国CDC的一位老师就找到我，探讨冠状病毒感染。我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有多少是冠状病毒引起的（因为我知道，在小儿呼吸道感染中，冠状病毒的比例很高，而成人当时没有数据）？我们就此做了研究，发现其实冠状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大有人在。
SARS也好，H7N9也罢，不是说要大家不重视，而是建议大家科学的重视。有人暗示我不懂得地理，因为他给我描述出了候鸟迁徙的途径。而这个途径与H7N9感染的病人出现的省份吻合。我谢谢这位朋友给我补课。但是我说的不是否定在候鸟身上有H7N9，或者我们的感染来自候鸟。我是说，难道候鸟引起的感染只限于这九个病人吗？如果不是，它们感染了多少人？有多少轻病人，几个重病人，死了几个？另外一个网友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们的统计学存在问题。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是什么因素让医护人员为这九例患者做了病毒检测？在江苏、安徽、上海等地的所有上呼吸道感染病人都进行了H7N9的检查了吗？如果不是，我们只能说H7N9性肺炎可能变得很重，需要大家（特别是医护人员）注意。如果没有发现这些人引起明确的传染，他们就是普通的病毒性肺炎。当然，在没有弄清是否传染的情况下，我们急诊科医生、ICU医生和呼吸科、感染科，甚至所有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其他接触者都应当有所防范。
H1N1和H5N1最后的应对措施是“就地隔离治疗”。4年前，在我们狭小的重症监护室中，我们集中抢救了10例重症H5N1感染病人（最后总结了6篇文章发表），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而感染。防护措施就是普通的隔离衣和外科口罩（一定按照标准佩戴）。
H7N9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探讨一下无可非议。但就像有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谈论的出发点是什么？”弄清楚，有必要；吓唬人，就算了。
SARS不管怎么样，还明确引起了传播，H7N9毕竟到现在还局限在几个病人的身上。所以，SARS≠H7N9吧。
2. 再论H7N9=SARS吗？
2003年的SARS的确让中国人难以忘记，但是，它留下的后遗症也着实可怕。今天对H7N9的恐惧，我认为依然是SARS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对社会、媒体、专家、政府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不相信公布的“事实”；媒体想抓住时机“出彩儿”；专家期望“出新”；政府担心被“指责”。
但无论如何，我依然认为 SARS≠H7N9！
SARS在中国不期而至，特别是北京的SARS来的很蹊跷，又适逢那个特殊时期。在流行之前，就曾有这种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的信息传递给大众（不知道是谁传递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可能是“一种人为相关事件”——或者说“恐怖事件”。然而，SARS真的传染了，在北京、香港、内蒙、山西以至于加拿大等地，都出现了局部的、明确的传播。群体发病和序贯发病的病人是可以找到的。至于病死率，可能大家说法不一，至少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研究数据公诸于世。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了一些发病和死亡数字，但并没有同时好转和出院的数字，也没有详细的病人致死原因说明。
简言之，大家对SARS的恐惧是因为它是一个能够传播的疾病——如果不注意，我就可能被感染上；同时，它是一个“病死率很高”的疾病——如果我得了，很可能要我的命。这就是刚刚一个网友回答我“大家怕什么”时说的：“怕死”！
H7N9怎么出来的？事前我们没有人知道H7N9，是因为有专家说在一些重症肺炎病人的标本检测中，发现了“H7N9”新型病毒。相信他的出发点是说“本来这种病毒只在禽类身体上存在，现在人也被感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群中的传播，特别是大规模传播。因为这种标本的采取多数是在重症肺炎病人取得的，所以发现了若干例被感染病人（我想他们检测的可能不只这11例病人，可能有阴性的吧？）。因为明确了这些病人H7N9的感染，因此他们的病死率非常清楚——4/11。但是，这个数字既不能代表全部被感染病人的病死率，也不能说明其传染性。病人是散发的，筛查是局限的。你被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
肺炎是病原体侵入人体呼吸道造成的肺部炎症。这些病原体可以是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等。因为除病毒以外的肺炎都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疗，因此在临床上进行常规诊治常常可以治愈（其实老年人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也有一定的病死率）。而病毒感染目前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常常需要人体自身的抵抗力结合临床支持治疗。病毒引起的感染从两方面侵害着人体，一是病毒本身的作用，二是病毒感染引起我们的“炎症和抗炎症反应”。这种反应一方面清除病毒，另一方面造成人体自身损伤。就像一场收复城池的战争，一方面我们可以取回被占领的城池，另一方面造成城内人员的伤亡和建筑破坏。也许我们成功收复，也许我们与城池同归于尽。抗病毒也一样，也可能我们把病毒驱逐，也可能在抗病毒过程中，我们也被毁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科学家、医生在研究病毒性肺炎的重要因素之一（本人和医学科学院的一些专家从SARS以后就在研究“重症不明原因肺炎的机制和治疗”）。人体的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单纯疱疹（例如口角的“黄水疮”），大多数都自愈了。如果你得了，你一定是“重”的吗？
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不被感染，都健康、长寿。此外，H7N9毕竟是“流感病毒”的一种，我们需要小心它的传播可能性。但这更应当是疾病控制部门和医生的事。在没有确定的结论前，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但注意的是其传播和治疗，——让有症状的病人尽可能与其他人相对隔离，及时就诊；医护人员接待这样病人时，要适当防护（戴口罩，而不是传“猴服”）。如果真的需要弄清楚这个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则应该大规模的筛查，包括所有有相应症状的轻症病人。如果发现所有存在H7N9的病人都是重症肺炎，我们才能说“这种病毒引起重症肺炎”的结论；如果出现很多轻症患者，那我们只能说“和其他病毒一样，这种病毒可能引起重症肺炎”。
综上所述，我还是认十年前的SARS≠今天的H7N9肺炎。
3. H7N9传播的危险之地——急诊科
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H7N9。
今天遇到几件事，让我想起写点东西，提醒一下各位急诊科主任和同仁：
1. 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反复询问H7N9到底与SARS有没有相似之处；检查H7N9是否需要20天；现在流行的H7N9与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到底有没有关系；现在的治疗措施是不是到位；从SARS学到的经验和教训在这次防控中是不是起到了作用，等等……
2. 某医院急诊科把一个发热病人“转”到协和医院急诊科，建议筛查H7N9……
3. 某医院发热门诊把发热病人送到急诊科，建议排除H7N9……
H7N9到底是什么，应当由谁来提出检测，如何抓住潜在的“传染病源（如果H7N9真的在人间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急诊科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急诊科内的所有人（医护人员和病人及其家属）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在和记者沟通的时候，我坦言：我不知道上海、江苏和安徽的病人的来龙去脉，但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些病人是否去过急诊科。如果是因为急性发热、喘憋就诊的，估计90%的可能性会在急诊科出现过。在我们关注H7N9是否存在于死猪身上，是否需要停止家禽销售，是否需要研发疫苗的时候，放在眼前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病人引起的传播（如果H7N9真的在人间传播）除了密切接触的家人，是否还有急诊科就诊的病人和医护人员。
看看在某个区域的H7N9病人治疗的照片，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一目了然。为什么？是因为“假设”H7N9有传染性。如果没有传染性就不会是这样的防护级别，也不会引起社会如此的关注，甚至恐慌。但作为急性发热病人最容易出现的急诊科，一个没有经过筛查的急性病人必经之路的临床一线科室，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处理“救治病人”与“安全防护”的关系的？这种防护不只是对急诊科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急诊科就诊的其他病人。
SARS引起关注是因为在很多医院的急诊科引起了传播。如果说我们需要从SARS中学到什么的话，科学对待传染病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呼吁不要因为H7N9引起恐慌，但并没有说我们的医护人员或者其他病人不应当科学防范。
呼吸道传染病的防范其实并不复杂。今天的记者也问到我：“SARS以后我们对传染病的防范是否有新的进展”。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在技术上没有什么进展，在观念上我们对传染病重视了。呼吸道传染病是飞沫传播的，病毒通过我们的呼吸道及其他粘膜侵入我们的机体。只要我们把呼吸道和外露的粘膜保护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感染。这些粘膜包括口腔粘膜、眼睛的角膜，当然也包括呼吸道的粘膜。因此，戴口罩和护目镜是必须的，也是最基本的保护手段。
在救治确诊的H7N9的医护人员穿上了“猴服”的时候，请问上海的急诊科、安徽的急诊科、江苏的急诊科，你们的医护人员是否戴上了口罩，戴上了护目镜。在你们那儿看病的其他病人是否能够和发热并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分区就诊（因为我们有发热门诊），至少给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戴上口罩，防止他的飞沫传给他人。
在感染科、呼吸科、CDC的专家频繁发言的时候，我很遗憾没有急诊科医生或主任们站出来说说急诊科如何面对这样的病人，如何采取措施来防止呼吸道传染病在急诊科的传播和蔓延。
急诊科历来就是流行性疾病的晴雨表。急诊科某一类型病人的增多，就是它流行的先兆。因为几乎所有传染性疾病都会以急性发热、皮疹、腹泻、呼吸道症状作为前驱表现。而这种病人大多数会出现在医院的急诊科。国外很多传染病的监控点之一就是急诊科，监控的对象就是各种症状的病人数量。然而，在中国尽管历次突发事件急诊科都在默默地奉献，但却很少有人出来总结、呼吁。
就算急诊科医生都是无私的，主任们也有义务站出来说话。因为（至少我看到的）急诊科的安全防护（包括医护人员和病人及家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H7N9真的和SARS一样，引起传播的还会在急诊科。
4. H7N9，谁来承担费用
昨天有记者问我“H7N9感染是否需要国家承担医疗费用”，今天又有记者问我“上海H7N9感染病人要求赔偿是否合理”。
H7N9咋了？难道被H7N9感染的病人与其他病人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是因为给国家“总贡献”感染的？他们是被国家制造的某种特殊物质感染的？
H7N9就是众多的普通甲型流感病毒中的一个亚型而已，是平时就飘在空中或者寄生于某种生物体内的一种普通病毒。
我们的专家说“发现了新病毒”，真的是“新”病毒吗？不是，客观地说是发现了“现象”——平时在飞禽身体上存在的病毒，出现在人的身体上了。如此而已！
如果学过排列组合，大家都会算这样的一个数学题：H1-H15，N1-N9，能组合出多少形式？这就是甲型流感病毒的分型。在这些分型中，人类已经接触到了：H3N2、H1N1、H5N1、H1N2、H7N9等。其他还有很多亚型分别存在于不同的生物体中。我相信，他们早晚会出现在人体（算我乌鸦嘴）。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共同现象，每年的冬末春初是“感冒”的高发季节。
何谓“感冒”？就是“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的不同之处就是感染的病毒不同——后者是“流感病毒”感染。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几个病人进行了病毒检测？今天能够进行病毒检测，是因为我们条件好了，检查手段高了。通过检查，我们可以确定感染病人的病毒是“鼻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还是“流感病毒”，进而区分是否“流感”。
何谓“高发”？就是一家一家地得病，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得病。记得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村委会就会组织大家进行宣传“如何防感冒”。其中采取的最普遍，也最简单的（不一定有效）方法就是“薰醋（把醋放在一个广口容器中，加热使其蒸发）”。这种高发，可能是一个时期内大家分别得病（不是流行），也可能是互相传染得病（流行）。但无论如何，我们从自然中被感染的可能性一定是有的，因为即使是流行、传染，第一个病人也是从自然界感染病毒的。换言之，在自然界生存的人都可能被病毒感染，只是看你是否接触到了病毒，以及你的抵抗力如何。
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并没有什么特异性，和细菌、支原体、衣原体引起的感染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区分的。从临床表现区分流感病毒感染或非流感病毒感染则更是难上加难。如果要弄清楚是否有细菌或这病毒感染，就需要做气道分泌物的细菌培养或病毒分离（这些检查需要几天的时间）。
既然病毒感染是“自然性”的，我们为什么把它和其他的疾病割裂开来对待？为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胆囊炎我们不提“国家付费”、“治疗索赔”，而一个H7N9 就一定要“国家付费”和“治疗索赔”哪？
本次H7N9宣传产生的误导，从开始我就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认为这种上报、宣传是对百姓“负责”的表现。而我认为这正是不负责的表现。
首先，我们只能说“有人发现以往在禽类身上的病毒引起了人的发病”，并不是发现了什么新病毒，更不是一个“生物炸弹”。其次，已经有H1N1和H5N5的前车之鉴，不应该说“流感”就一定在人群中出现大规模的传播（目前的事实也证明了在人群中尚未发现大规模传播），谁宣传这是一个“可怕的传染病”？
再次，我们只对部分严重病人进行了排查，发现了24例病人，死亡6例。我想问，排查阴性的病人有多少？这个阳性率是很重要的，更何况还有很多发热的病人连排查都没有。单纯宣布排查阳性的病人以及死亡病人，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除了恐慌，什么都没有（很多人反对我就是看到了“高病死率”的结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分子是基本准确的，分母却被大大地缩小了，结果不言自明）。
最后，是谁把这个事件定义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应该有一定的影响面，有一定的影响人数。我们这次“危机”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数有多少？
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值得吗？
可以说，这些病人和H1N1/H5N1一样，就是流感病毒性肺炎。我们需要一定的隔离措施，更需要医生密切的观察和精心的治疗。但不得不承认，病毒性肺炎的致死率是不低的。当年我们直接治疗的10例重症H5N1病人中，4例病人死亡，也占到了40%。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病毒性疾病没有特效药物。抗病毒治疗和激素的使用（包括使用药物、剂量和时间点）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这是一个国际性难题。
回到费用上。既然这是一个和其他病原体一样的“自然性”疾病，就应该纳入正常的费用管理方法，即：该走医疗保险走医疗保险；该走商业保险走商业保险；该公费医疗就公费医疗；该走“新农合”就走“新农合”；该自己承担费用自己承担费用。从何来谈所谓：“国家付费”？既然这不是一个靠肉眼和普通检查能确定的疾病，是一个在治疗上没有特效药物的疾病，何来谈到初诊时的“误诊”和治疗延误？
我相信H7N9的风还会继续刮下去，而且不知道还会演绎出来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然觉得我们在自制恐惧，自找麻烦，自寻烦恼了。
源于王仲教授新浪博客的《SARS故事》系列
附：王仲教授简介
王仲教授1986年开始从事急诊工作，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医学科第一名住院医师，师从急诊医学开创者邵孝鉷教授。2000年以来担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2012年8月，调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30多年来，他亲身践行了急诊学科的建设、发展，以及临床、科研教学工作的推进，并在宣传和谐医患关系以及医学人文中做了大量工作。他起草制订了两部急诊科建设的行业标准，参与组建了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以及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急诊专业委员会，组织和推动了北京协和医院急诊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并提出了“四阶梯教学”方法和“班主任制”的教学制度。
2003年SARS病毒蔓延的“非典”时期，王仲承担了北京协和医院风险最大的主院区SARS病区及急诊常规工作的管理。在这个病区，成功救治了200多例疑似及确诊SARS患者，期间，无一例因治疗不当而造成的患者死亡，也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在安全地完成了SARS临床工作的同时，王仲也开展了大量科研工作，亲自采取SARS病人的口鼻、咽喉拭子，成为SARS病毒分离培养的基础，而这项工作对于呼吸道传染病来说，无异于挑战最直面的传染。从王仲亲自采取的158例鼻咽拭子中，成功分离出了三株冠状病毒，成为我国研发“非典”疫苗的病毒株。“非典”结束时，王仲还参与了SARS病人数据库的研究，并因此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第十七届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
王仲教授现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担任全科与健康医学部部长，致力于推动全科医学的发展与健康管理事业。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到：“因为本身是急诊科医生，这目前是综合性医院当中业务最综合的一个人群，而我们的全科医生恰恰是需要综合，鼓励急诊医生可以走到全科便民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