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医生

在这场疫情保卫战中,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们付出了作为一位白衣天使所能付出的一切;作为承受第一波核爆的人,在疫情爆发后最初的、漫长的30天里,他们挺身而出站在最前沿,起到了突击队、尖刀班的关键作用……

我是今年1月31号进的武汉,到今天已经是40天了。前两天编辑漠漠问我:你觉得这次疫情报道跟之前那些突发报道有什么不一样?想了想,确实是太不一样了。

原来那些突发报道,比如爆炸、地震和洪水,往往在我们抵达时一切都已发生。你站在一片废墟面前,看到死亡和眼泪,寻找知情人,还原事情发生的一瞬,打捞生者和死者的故事。

这次却是被空投到一个进行时的现场。那时武汉还相当混乱,最大的矛盾是没有床位。在发热门诊我看到许多奄奄一息的病人,在大桥上看到推着轮椅满城找医院的老人,也看到患者凌乱昏暗的家,看到被不停刷新的确诊人数刺激的恐慌市民,看到救护车和殡葬车在安静的道路上穿行。一个外来的记者,和所有被困在家里的武汉市民并无区别,都是走在大雾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总是去医院。看看发热门诊今天有多少人,里面在发生什么。后来又去了ICU,去了隔离病房。和医生护士们的见面总是安排在他们下班之后,湿着头发,脸上都是护目镜压的印痕。

和他们交谈时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那就是在疫情里,人跟人之间变得容易信任,容易倾吐。也因为遮住了半张脸,你会记得他们明亮的眼睛。他们平时安静、低调、兢兢业业,但在这种时刻,病人死去,战友倒下,他们表现出愤怒、痛苦,有了言说的勇气。

我们这期封面报道《武汉医生》中的一位医生就是如此。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这次疫情中的「发哨人」,最初那份病毒检测报告就是从她那里流出的。在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去世的那天凌晨5点,艾芬发来了接受采访的信息。采访中,她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不仅仅是艾芬,还有其他更多医生说出了他们亲历的一切,为这次疫情拼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拼图。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童朝晖还原了他在1月上旬到达武汉时的所见;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讲出了床位不足时病人的痛苦;面对数量巨大的危重病人,ICU如何守住最后一道生命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给出了他的答案;还有彭志勇的同事张笑春,因为提出了用CT代替核酸作为确诊标准,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还有那些最不能忘记的、已逝去的医护们,我们也记下了他们的故事。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彭银华、黄文军、夏思思……他们被塑造为「英雄」,但他们本不必成为这个「英雄」。

医护之外,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应该关注困在城里的900万武汉人。一位志愿者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婆婆在不知人传人的阶段感染,为了强健身体去跳广场舞,让三位相熟的朋友染病去世,但自己却活了下来。她们就住在一个小区里。内疚感在当下、也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折磨她。罪恶感戒备心失望的情绪也正在折磨着其他武汉市民。

某天夜里我和一位武汉市民有过一次讨论,我说武汉满城的建筑每天夜里全部点亮,四处流光溢彩,滚动「武汉加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毕竟电费需要大楼的所有者承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位市民说,这些灯平常是不开的,是疫情之后的某一天开始亮了。他问:「你想想,这么多武汉人困在家里,在这么黑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光明?」

确实如此。我想起在武汉街头偶遇的一些片段,对着长江独自跳舞的女性,住宅楼上传出来的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声,还有窗户里伸出来的茂盛的三角梅。浓稠苦难里的武汉人,太需要一些这样的出神时刻。

记者|罗婷

 

武汉女人关秀丽扛起的三十天

她用尽所有力气,给那些涌入的病人争取生机。

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关秀丽知道,她有可能在裁决生死。让谁进门、让谁吃饭,让谁活下去,是每一个医护都要面临的拷问和抉择。她只能做到相对公平,测氧饱和度、看心电监护,把稀缺的资源给到最需要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也是病情最重、难以挽回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一篇报道。

文|罗婷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

坏消息

警报声是一点点清晰起来的。最初只是听到了一个词,白肺。一两个零星的病例,互不关联,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2019年12月下旬,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依然在筹划自己的新年旅行。

红会医院位于汉口的香港路上,离汉口火车站2公里,离华南海鲜市场也是2公里,还是120、110定点医院,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正因为这样,急诊科医护们各个身经百战。他们接过枪伤的、刀伤的、车祸的、心梗的甚至被雷劈中的病人,遇到过急诊室劫持事件,常年与流浪汉打交道,冬春季节接诊很多呼吸道患者,夏秋季节则收到更多不爱喝水的结石病人。

关秀丽今年41岁,工龄22年,是这个科室里最资深的员工之一。她个头挺高,马尾扎得紧紧的,说话爽利,带点黄陂口音。每天早晨7点离开家,走15分钟到医院,穿过门诊长长的走廊,道路尽头就是急诊科。12张床,28位同事,急救室门上绿色的大字,留观室里天蓝色的帘子,是她18岁之后最熟悉的世界。

按照计划,大年初一值完最后一个班,关秀丽和丈夫、儿子将飞到新加坡过新年,这也是她第一次出国,儿子马上就要上初三,她想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孩子一个轻松的假期,也很早就从医院拿回了上交的护照,看起了机票。侄子在新加坡工作,会为他们安排好旅程的一切。

但很快,第一声警报响起。12月30日夜里,红会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刘文在科室群里发了两条信息:「刚刚二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洗手!口罩!手套!」、「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截图很快被传了出去。看到刘文微信截图的第一刻,关秀丽就知道,这大概率是真的。她熟悉这位同事——刘文为人低调,极少发言,几乎没在医院大群里说过一句话,但相当老实靠谱。第二天,关秀丽就让急诊科所有人戴了双层口罩。她知道,新加坡,去不成了。

之后的日子里,警报声越来越刺耳。关秀丽记得,那神秘的白肺,「过了两天,我们这儿也有了,再过两天,哎呀,怎么又有了。再过两天,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也感染了。」急诊科从以前的每天不到一百个号,到一天两三百,全是看同一种病。最开始还按照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排查,后来发现根本不对,有的人没有接触史,一样病情很重。还有的人本来跟海鲜市场有关系,怕受歧视,会隐瞒病史

偶尔有病人看别的病,妇科的、儿科的、外伤的……她尽量暗示别人:「你坐外面去吧,外面空气好一点。」有的病人听说了一点消息,愿意出去,有的不愿意:「外面冷,里面暖和。」她只能打开窗户通风,并给病人们发了外科口罩。她爷爷、她父亲和她,是三代党员,她相信官方通报的人不传人,但现实又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没过几天,1月13日,急诊科的两位护士确认感染。关秀丽从医院物资科抢来了N95口罩,让护士们都戴上,还有帽子。但穿的还是白大褂,有防护服,不能穿,她们收到指令,「不要引起恐慌」。

1月17号下了班,她没回家,去了其他医院。没有坐公交车也没有骑共享单车,怕车把手不干净,她走路,走到两站地外的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又去了湖北省新华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各个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医护们已经全副武装。她拍下照片,发给领导,没回复,又打过去电话,对方说:「你们自己看着办。」看着办,那就是可以了。她立刻通知护士们戴上面屏,穿上隔离衣。那时,红会医院门诊的病人已经占据了整条走道,排得很长很长。

1月18号小年夜,本是关家吃团年饭的日子。关家都在医疗系统工作,爸爸是军医,妈妈是护士,大姐在武汉市第八医院做医生,二姐在社区卫生站,哥哥在黄陂区第一人民医院,全家都在一线。他们没有明说,但都知道有问题,互相提醒注意防护。哥哥姐姐跟大家商量,团年饭不吃了。全家都同意。这顿饭在餐馆里交了押金,钱也不要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关秀丽的大姐,武汉第八医院的内科主任,在出诊时被感染,居家隔离后恢复,继续上岗。那是武汉封城前发生的事情。

1月中旬,红会医院已经有规定,病人一旦发热,只能送到呼吸科。但还是有病人被漏掉,去其他科室就诊,肿瘤科和内分泌科是重灾区。1月20号,钟南山在电视上第一次说可以人传人、有17位医护人员感染时,红会医院已经有医护确认感染。


关秀丽

核爆现场

「人传人」带来的恐慌像一颗炸弹,投入这座春节前的大城。指令先是秘而不宣,之后则接二连三、过于突然。钟南山上电视的第二天,1月21日,红会医院收到通知,将从第二天下午6点起成为定点发热门诊。准备时间只有24小时。

指定了一批定点发热门诊,就意味着——武汉另外几十家医院的发热门诊都不开放了,病人将高度集中。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最早一批被列为定点发热门诊的医院,如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红会医院,都是二级医院,不管是人员、物资还是管理,都难以在一夜之间有序应对突然暴涨的就诊人群。

汉口医院急诊科主任胡红平无法忘记开诊第一天他走到门诊大厅时的所见:临时改建的空旷大厅,已经挤了上千人,下不去脚。第一个念头是万一发生纠纷,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给保卫科打电话,让他们立刻派保安,但根本找不到人。肺科医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王洁记得,所有病人都陷入了恐慌,不管新冠非新冠,全部涌进门诊,造成了更严重的交叉感染。

红会医院无疑是最惨烈的医院之一,门诊开放首日门诊量1700人,最高峰时2400人,接诊量甚至达到同批医院的两倍,比协和、同济还多。关秀丽和她的同事们至今也搞不清楚原因,也许是因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也许是因为他们承接了协和转来的病人;也许是因为红会医院一直以「不拒绝病人」著称,120会优先把病人送到这里;还有人认为是消息在传播时出了问题,让病人们认为红会是唯一一间开放门诊的医院。

关秀丽的丈夫是湖北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他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1月21日的红会医院:因大规模病人的涌入而上了微博热搜。睡在过道的、躺在走廊的、哭的、吼的、闹的、下跪的病人,情绪失控的家属们,让整个医院场面失控。

按照诊治流程,轻症病人去看发热门诊,重症和危重症病人则送到急诊科。一两千人困在一个小院子里,要看病,要用药。保安不在,保洁也不在。大厅没有热水,门诊没有床位。开诊第一天,门诊部主任胡臻的口罩就差点被扯下来了,护士的防护服差点被扯破。现在的门诊台空无一物——因为东西都在那时被砸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里崩溃大哭。

医生王钧本是骨科主任,经过紧急培训,到发热门诊上岗。他说,当时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置身核爆现场:「你们如果感觉到核爆炸冲击波的力量,我们的感觉到你们的五倍到十倍,我们是承受第一波核爆的人。我们站在最前沿,是突击队,尖刀班。」

物资的问题首先浮现,平时运转顺畅的供应机制面对暴涨的病人,已经崩溃。

门诊医生生病,诊室缺人,胡臻给领导发微信请求增援,得到的回复是「自行调控」。后来她就放弃了,就那么站着,再也不求了。

急诊科向领导求助,收到的是两个字,「顶住」。「就像打仗一样,这里都要被敌人攻陷了,援兵还不过来,叫你顶住。」

急诊科的两位领导性格迥异。副主任吕希俊皮肤白净,性格沉静温和,经常从清早忙到凌晨,是个默默做事的老好人。护士长关秀丽则是典型的武汉女人,泼辣,利落,说起话来风风火火,想成的事不管怎样都得办到,她说,「要不泼辣点,工作也难得搞」。解决后勤问题是她的责任,她用尽方法,吵、哭,甚至是「偷」。

新冠病人缺氧严重,氧气像金子一样珍贵。红会医院有个制氧中心,每天生产的氧气有限,关秀丽就去门口守着、占着,一有氧气必须优先拉到急诊科。负责这件事的同事的电话号码,她背得烂熟。

管设备的、管物资的、管总务的,她和每个负责人都吵过架。疫情爆发前,她就从物资科抢了一批N95口罩;疫情爆发后,急诊科最初有两台空气消毒机,但病人太多,根本不够,管物资的同事在电话里说,「真的没有了,已经汇报了。」她凶回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在录音,你怎么样都给我搞一台来。」最后院感部门把儿科安在墙上的那台拆下来给她。心电监护仪本来有十几台,但根本不够,下了班,她和吕希俊把放在住院部大厅里还没有分配的心电监护仪全部「偷」回急诊科,还「偷」了好些个氧枕。病人太多了,氧气瓶再多也是有限的,氧枕好歹可以应急。护士问,这哪里来的?他俩说:「你不管,你先用。」

哥哥关秀文听到这些事迹,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可以想象,有可能。只要把东西搞走,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这是她做得出来的事情。」他也是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理解妹妹为什么会这么做。她是护士长,要保护好病人,也要保护好团队,不能让他们「裸奔」

在极端有限的条件下,门诊和急诊勉力维持,也不得不因陋就简。传染病医院需要设置「三区两通道」,红会医院住院部改造时设置了,但门诊还没来得及做。每到饭点,门诊和急诊的医护就在污染区里用来换衣服的小房间里吃饭,脱掉隔离服的上半身,吃完再穿上。其实隔离服已经被污染了。但当时,他们没有更多时间也没有更多的隔离服可以替换。房间外就是拥挤的病人,咳嗽、打喷嚏、吐痰。

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一切还都乱着。医院安排酒店时,在群里接龙报科室所需房间数,关秀丽没时间看手机,没有分到房间;去领饭,早已经过了饭点,剩的饭不够急诊科吃。关秀丽搬个板凳坐在五楼,心里绝望,哭了起来,觉得眼前无路,没有饭吃,也没地方住。靠眼泪,她最后得到了三个房间。


红会医院急诊科

 

「多么无助,多么痛苦」

这30天,关秀丽说,她见过了太多可怜人。

1月23日前后,政策变化频繁,各家医院的分工还未理顺,到底哪个医院只收确诊病人,哪个医院能检测核酸,哪个医院开放门诊,病人们都在碰运气。有的救护车拉着病人连送三家医院,都被拒绝,到了红会医院,门诊大厅满得下不去脚,但病人再不肯走,跪下哀求,说死也要死在这里。

关秀丽见过许多次这样的病人。医护们都心软,但凡有一点空隙,也就收下了。护士陈楚楚说,「没办法,他也不晓得哪个医院有床,来你这里还不是希望这里有床,虽然我没有,但总比在路上耽误时间强。去别的医院情况会比这儿好吗?大家都差不多。」

轻症病人去发热门诊,有十几个诊室,队伍最长时要排一整天,有时排着排着,有人晕倒了,被拖到急诊科吸氧。看到有人因此不用排队,后面的人都跟着往下倒。

在那样的时刻,活下去的念头大过一切。但是,急诊科早就没床位了。急诊科有个留观室,只有8张床;还有个抢救室,本是5张床,最多的时候摆了50张。还不够,就加椅子,医生不坐了,把椅子全给病人。最后连椅子都没了,病人就躺在站着看病的医生旁边。有人有了经验,上120时自带躺椅。有人什么都没有,关秀丽找了装仪器的泡沫和纸箱子,好歹在地板上垫上一层。有的病人睡在走廊里,抢救在走廊里,去世也在走廊里

有了床位,如果还能吃上药、打上针、吸上氧,病人就会变得很安静,觉得自己还有救。但这些同样是有限的。急诊科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十多个氧罐,每个只能供一个人,一旦给了某个病人,不到吸完,病人是不会拿下来的。那是求生的欲望。其他病人只能靠医院制氧中心通过管道来供氧,氧流量只有1L每分。但有些病情较重的病人需要高流量吸氧,至少是35L每分。管道里稀薄的氧气根本无法缓解症状。

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关秀丽知道,她有可能在裁决生死。让谁进门、让谁吃饭,让谁活下去,是每一个医护都要面临的拷问和抉择。她只能做到相对公平,测氧饱和度、看心电监护,把稀缺的资源给到最需要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也是病情最重、难以挽回的人

在急诊科,生命暴露出悲怆与可怜。关秀丽说,每个病人的要求都很简单,「能躺在那儿,针打完了氧吸着,有监护仪监着,就不会找你了呀。有些病人病得蛮重,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但最起码你给他针打上去,氧吸上去,监护仪上上去,他觉得很安全。」

那段时间也许是少见的、患者全身心依赖和信任医护人员的时刻。武汉一直实行「双评议」制度,患者可以对医护人员打分和投诉,分数低了相关部门要督导,医护要反馈、写材料。这时候都没了。医院准备派饭,病人会主动要,有位病人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主动要饭吃

这些事让吕希俊落泪:「我就觉得病人是多么好啊。真的,那时候病人非常宽容。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就知道,病人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无助,才会这样做。」

陈楚楚在红会医院急诊科当了10年护士,讲到成为定点发热门诊后第一次上班,眼泪开始大滴大滴往外掉。那是她第一次,一个班(大概七八个小时)死了三四个病人。门诊部主任胡臻站在门诊大厅导诊,看到半个小时里有三个病人去世。陈楚楚说,「这么高的死亡率,就代表我们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对他们做处理、做抢救。」

没能救回病人,是急诊科医护们最心碎的事情。平时,一个病人在心脏骤停后,要由两个医生、三个护士组成的团队一起抢救,抢救30分钟以上;如果是年轻人,胸按压至少两个小时,还要跟家属谈话,任何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的,才会宣告死亡。

但这一次,红会医院急诊科面对的,是28个医护,加几个其他科室来支援的人,照顾1000多个病人。经过一个月的奋战,今天,医护人员明白,新冠病人需要呼吸支持,最初可以用呼吸机,再不行就插管,再不行还有ECMO,但在一月的急诊科,连气管插管都没法做,气管插管需要负压病房。如果强行做插管,喷出的体液会形成飞沫传播,陪同的家属和其他轻症病人也都面临巨大的感染风险。新冠肺炎会导致多器官衰竭,普通的抢救作用不大,但还是要做。患者的肺已经很脆弱了,实施胸部按压时,有时嘴里会吐出血来,那是极危险的传染物。做到这一步,一切就该停止了。他们眼睁睁看到病人情况急转直下,在没有太多干预的状况下去世。

关秀丽见过一位父亲,住进了急诊科抢救室,赶女儿走,说放弃他算了,不要再治了。女儿进不到抢救室,站在远远一个门边,对父亲喊,「别放弃」;她还有一位朋友的朋友,在美国回不来,父亲在红会医院去世。关秀丽给那位父亲送过几次饭,又在他去世后领了遗物,她看到他随身带着的,有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儿两个宝宝的照片。

最初几天,在忙乱中,有的遗体放了大半天才有人来收。关秀丽给保卫科打电话,让保卫科催殡仪馆把遗体搬走,保卫科说自己也没办法。「病人哪能受这么大的刺激呢?」,她威胁:「你再不来,我就把尸体拖在马路上摆着。」——其实她做不出这样的事,但必须要这么说。后来殡葬车来了。刚搬走,被子就被人抢过去用。来不及忌讳了

以往急诊科里病人去世,护士们会把遗体清理干净,举办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由殡仪馆打包。但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殡仪馆只负责带走,新冠病人的遗体需要由医护人员消毒、打包。告别仪式也不再有了。

最初关秀丽决定独自处理遗体。护士们都太年轻,还有00后,这种事不能让她们做。后来因为太忙,年轻的护士们也开始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在下不去脚的急诊科,关秀丽或者其他护士,搬一个屏风,把自己和遗体围起来。屏风是为了给死者尊严,也是为了不吓坏其他本就在崩溃边缘的病人。一点一点消毒,用被单包好,包上好几层,再等待殡仪馆带来的黄色尸袋,装好,运走。每到那时候,24小时沸腾的急诊科都会很安静。

 

创伤

1月底,援军到达,北京、上海等各地来支援的50多名医护被编入了红会急诊科的临时队伍。此后,由于大量方舱医院和隔离酒店的开放、分区治疗的落实,到二月中旬,红会医院发热门诊一天的接诊量回落到了几十个。终于,急诊科从困境中挣脱

医院门口的小公园里,一树一树的花都开了,关秀丽拿着手机,拍下那些花,又惦记着给流浪汉送点吃的。流浪汉声音低沉,跟她说「谢谢」。那些时刻,她感觉自己「全好了」,但又知道并不是这样。有很多创伤需要去抚平。最实在的,急诊科的19位护士有8位病倒了,她们需要时间恢复。

爸妈是医生护士,哥哥姐姐都学医,从小,关秀丽就觉得学医蛮好,自己就应该做这个。中学时,她在家偷偷戴妈妈的护士帽,是时兴的燕尾帽,对着镜子照,觉得好得意,好漂亮。18岁进了医院,没几年就拿了技术大比赛的标兵。2003年SARS的时候写了请战书,但那时武汉疫情不严重,没有太多波澜,疾病好像就过去了。2019年,她又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护士。这么些年,她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搞不定了还可以打电话找领导,再不行就请专家会诊,总能搞得定。

她的性格也经得起急诊科的摔打,坚硬、大条,没那么敏感,没那么容易受伤。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一点也不娇贵。小时候高烧39度,爸爸照样送她去上学。哥哥说她是典型武汉女性的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心肠好的人。」结了婚,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和很多武汉女性一样,喜欢自称「老子」。丈夫是一名记者,她叫他「无用书生」,换个灯泡,都是丈夫扶着梯子她上去。

在急诊科里没日没夜的那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关秀丽的丈夫实在担心,给她送饭,约在她住的酒店门口。是她走错了路,却冲丈夫发了一通火。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有泪痕,不住说,「太多病人了,太乱了,太累了」。丈夫说,结婚十几年,她几乎没有在他面前脆弱过,因为她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能哭,以哭为羞。但那时,她忍不住了。丈夫说,很想给她一个拥抱,但只能保持一米的距离

那种「总能搞得定」的感觉被打破了。在急诊科22年,关秀丽早就接受了那些意料之中的死亡。那些注定的、无可挽回的,她会安慰自己:你尽力了。但这一次的许多死亡,本不该发生,「可惜、难受、心痛」。

在医院,急诊科从不是最受重视的部门,效益也不高。但红会医院急诊科是一个骄傲的集体,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希望为病人提供最需要的帮助。红会医院是120、110定点医院,110送来的,经常是乞讨的、流浪的、捡垃圾的「三无人员」。急诊科的医护给这些「三无人员」看病,还帮他们找家属,送给他们衣服,自费给他们买饭。有时候流浪汉说不想喝水,想喝可乐,他们觉得好笑,但还是会满足。

陈楚楚说,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对病人还是要温暖一点。如果用那种很嫌弃的心态对他,觉得好烦好臭,上班不会很开心。你如果自己把心态转过来,他很可怜,给他买口吃的、买口喝的也没有什么,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自己上班也轻松一点。」

她不以忙、累为苦,经历过这次疫情,陈楚楚申请支援ICU。目睹比往常多许多的病人故去,她伤了心,每晚靠安眠药入睡,还总是做梦,梦中是同样的内容——自己跪在地上抢救病人,她觉得好累,不断重复着抢救的动作,不断有人在喊她:护士,护士,护士。二月中旬以后,急诊科的工作不再像刚成为定点医院时那么疲惫,但她还是无法解脱,「可能我潜意识希望把那个人救活。」

还有一位护士跟关秀丽提出辞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下了班在酒店大哭了一场,给关秀丽发微信说不干了。她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绝望无助的眼神。每一双眼睛都那么看着她。「绝对不是累,是心痛,是无能为力。」关秀丽给她打电话,聊到凌晨两点半,算是说开了。隔三差五,又在酒店给她们煲汤,她想,要把年轻护士的情绪照顾好。

急诊科副主任吕希俊与关秀丽同龄,也是41岁,头发已经灰白了。摘下口罩,胡子也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来得及刮。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流眼泪,说不上原因。他说第二批、第三批的定点发热门诊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创伤。」

2月17日,《人物》第一次见到关秀丽,她在红会医院的会议室里一坐下,就叹了一口气:「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再让我流泪,不可能了。」

那些惨烈的场景,关秀丽再说起,语气并不惊心动魄。听来会觉得,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高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勇气,只是不得不去做。分配,决定,目睹脆弱与死亡。但也是她,和与她类似的武汉医护工作者,扛起了这漫长的30天

疫情过去后,你们想做点什么?

关秀丽、吕希俊、陈楚楚……这些在这个急诊室里度过了十多年时光的人,说出来的都差不多,「就像平常那样上一天班,穿普通的白大褂,戴普通的口罩,和病人普通地交流。他不用担心来医院会死掉,我也可以给他提供相应的护理和治疗。大家就这么平平常常地,他治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我该下班就下班,我想过一天这样的生活。」

 

发哨子的人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源于《人物》杂志官方微博

 

附: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

 


3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李文亮医生生前曾在这里接受治疗。2月20日时,这个院区也成为了定点医院。不过,目前该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不再接收新冠肺炎的患者,急诊和外科逐渐恢复。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几天后,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不久后离世。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两三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2020年3月9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第四次点起了蜡烛——眼科副主任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这是该院眼科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第三位医生,前两位是梅仲明和李文亮,从前患者称他们为“明亮组合”。“原本要为患者带来光明,如今都走了。”一位该院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也因新冠肺炎殉职。他还是该院最近一年评出的唯一一位“重大先进典型”。

至此,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生殁于疫情。


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此次疫情中殉职的四位医生,分别是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医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从左至右)。

中心医院一线医生杨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我说的是濒危,不是病重”,他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包括呼吸衰竭在内的多器官衰竭,并伴有各种不良并发症,“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持、维持生命”。

他说的四位濒危人员分别是副院长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该院肝胆外科蔡常春主任的妻子)、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该院公共卫生科流出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截至2月9日,上报职工确诊病例68例,纳入医学观察的医务人员266人。

该院两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此前确曾在同事群中看到过这份文件。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在武汉十分突出,医护死亡情况堪称最为严重。

 

难以上报

武汉市中心医院始建于1880年,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它是武汉市28所三级甲等医院之一,属于武汉市属的公立医院。该院有两个院区,其中后湖院区是武汉市征用的第二批定点医院。

目前该院有员工43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1206人。

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是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医院之一,1.6公里,步行仅需23分钟。它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出没的地方。

根据上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12月29日下午,后湖院区急诊科医生通知公共卫生科接诊了4例华南海鲜市场病例,病情异常。医院致电江汉区疾控,但对方称此前上报的类似病例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需要汇报领导。

六天后,区疾控仍回复:“等上级通知后再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之后,关于上报给谁,这家医院又遭遇了踢皮球:区卫健委说它是市属医院,报给市里;市卫健委说,属地管辖,报给区里。

1月8日起的三天,终于成功上报14个病例,但其中一个无法确诊,区卫健委让联系区疾控自行采样,区疾控说等区卫健委通知。13日,再将一位患者无法采样的信息报告区疾控,得到的回复是一个字,“”。

从1月11日到16日,该院收到26例职工疑似感染报告。而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医护人员零感染。

杨珥说,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没有接触华南海鲜市场史,但有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此外,陆续有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后出现了同样症状。“这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

但是关于病情上报,他们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填“不明原因肺炎”,乃至“病毒性肺炎”,只能写“肺部感染”。他说,肺部感染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疾病了,不能凸显新发病毒,也不能凸显人传人。

他的同事也证实了上述情况。

 

不能说的秘密

在难以上报的日子里,中心医院里发生了什么呢?

一位急诊科医生对12月底的事印象深刻,因为首先发现病例的就是急诊科——好几个患者咳嗽、低热、肺部CT膜玻璃样变。医生把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拿去测序,得到的结果惊人:“SARS冠状病毒”。

这张检验结果的截图,最后成为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祸源”。

根据该院急诊科艾主任此前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2020年1月1日晚将近0点,她接到医院监察科信息,要求第二天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被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主任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上述急诊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主任第一时间向上预警,‘SARS回来了’。但被院领导训斥,很多人在场。训斥她用了三句排比句,大意是说擅自发布未经证实的新闻,造成严重社会舆情,如何负责,把我主任当时吓得着实不轻。”

但该院一位在医学影像科室工作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被叫去谈话的,远不止李文亮和艾主任。“我们医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谈话,说不能发什么。”

他和另一位医生,后来因为发表关于梅仲明、李文亮的哀悼图片,专门被院方找去,让他们删除。在南方周末记者联系的十余位采访对象中,过半受访者表示受到过院方的干预,包括训诫、谈话、被要求删除发布内容、被电话提醒不能发布有关消息等。

该院后湖院区一位工作人员记得,那时候“不让声张,物资就更不敢谈了。我院的很多医护也是那个时候感染的,心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特别绝望没有外援,也不让报”。

有两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微信群截图,2019年12月30日,各科室微信群里收到转发自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请大家……不要随意对外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关信息……否则市卫健委将严肃查处。”

该院医生陈小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早期院里统一要求,“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陈小宁回忆,疫情开始不久的一天,临近下班,院里所有中层紧急开会,口头传达,不得对外提起“冠状病毒”字眼,“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家人”。当天已经下班的陈小宁,又接到领导电话,必须回医院当场听取传达通知。

多位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确有收到“不能说”,“不能戴口罩”这些要求,均为口头层层传达。

 

“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此时,与中心医院相隔仅2.6公里、几乎同时发现异常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直接将疫情上报到市里和省里。该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2月27日,意识到可能有传染性,就将当时的患者进行单间隔离,并指导医护人员注意做到个人防护。”

但在禁言之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并没有做到“内紧外松”,防护并未得到加强。

杨珥说,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个电话我接到过”。

杨珥听到多位同事提及,1月上旬,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戴口罩去开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不幸的是,几天后,江主任被感染、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直至死亡。

一位和江学庆同科室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江主任曾提醒他们“别戴口罩,影响不好。”

网上流出了一张江学庆笔记本的截图,一条条记载着一段会议记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陈小宁说,笔记所录就是1月3日的会议,医院组织中层开会,口头传达精神,再口头传达给每个职工。

如今,有87位群成员的江学庆科室的微信群,人们把头像全部换成了一样的黑暗中的蜡烛照只留下一张照片头像,那是已经不能换头像的江学庆本人。


江主任科室的群成员列表

于林是中心医院的退休职工。她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江主任是1月13日下午,他还在专家门诊,还没吃午饭,饭在旁边放着。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一份中心医院医生提供的《1月13日病毒性肺炎相关情况报告(南京路)》,南京路院区当天监测密切接触医务人员共计85名,其中发热门诊9人、隔离病房29人、呼吸科34人、眼科13人。

作为本应远离呼吸道疾病的科室,眼科在这次医护疫情中却伤亡最重。

该报告描述,1月10日,一位眼科患者转入隔离病房,11日管床医生李文亮报告发热37.2℃,此后逐日高烧,日渐恶化。12日上午,另一位眼科医生报告发热37.4℃,此后表现出与李文亮一样的症状。

陈小宁说,之前眼科要求设备科、院感办给相应的物资,为医护人员做防护,但当时的院感办主任只给了一级防护,“一级防护是最差的,三级是最好的”。

3月9日去世的眼科副主任朱和平是医院的返聘专家,本已退休。陈小宁说,朱医生是个很好的人,感染之后妻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家拖了十几天,后来被120接到医院,没找任何人帮忙。

目前虽有四位医护人员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只为江学庆、梅仲明两位医生发布了讣告。这两位医生的讣告,院方都是在去世后三个小时发出的,但朱医生已去世超过24小时,仍无讣告。

南方周末记者为此致电该院公共卫生科,对方回复请联系宣传科。

 

物资“弹尽粮绝”

盘点中心医院危重症、去世医生所属的科室,分别来自:眼科、甲状腺乳腺外科、消化内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伦理办公室等,非常分散,且普遍与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直接相关。

杨珥说,“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倒下的原因在于初期预警不足,且防护设备始终简陋。

他回忆,1月23日,全院物资告急,大家以个人名义去求援,受到了院方的阻拦,不许私人募捐。后来形势逼人,可以募捐,但物资分发混乱,出现各种乱象,比如拉来的东西收不进去、交接的人消失,甚至拉来的物资也不要。

医院里有一个负责对接捐赠事宜的医生群,三百多人。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聊天记录, 2月10日,一位同事在群里说,联系了一千斤大米,“医院竟然不要”。

早先,医院曾经“断粮”。平常食堂2000人,每天两顿饭。非常时期,医护和病人都吃住在医院里,一天三顿做6000人的饭,一时供给不足。1月26日左右,不少医护人员靠吃零食坚持,有的科室“断粮”了一天、有的断了三天。

更缺乏的是防护物资,特别是防护服。

2月中旬,上述微信群中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把雨衣改造为防护服,“据说防水泼溅没有问题,就是看材料的透气性”,还有医生设计了一套“雨衣消毒方案”。

“那阵子真是弹尽粮绝了,穿什么的都有。”有段时间,杨珥把家里的垃圾袋拿去医院当雨衣,用它裹住手脚和脖子。这个问题,直到外地复工、外地医疗队进入医院,才解决。

杨珥经常去看医院里放防护服的柜子,2月下旬之前,这个六层铁皮柜子,从来都是半空或空空如也。

他发来那时同事所穿防护服的照片,薄如蝉翼,“简直就是裸奔,真的是敢死队”。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湖北省五大官方慈善机构向武汉市中心医院捐了口罩15.8万个、防护服3976件。这是整个疫情期间的捐赠数,官方捐助的防护服数量还不够全院人使用一次。

采访中,六位来自不同科室的医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物资缺乏到穷尽地步。

陈小宁说,一开始隔离措施就几乎没有。比如后台部门在工位办公,不到100人的办公楼层,年前已有3人感染,楼里还在用中央空调,“没有开窗,没有通风,没有消毒杀菌”。

“院感办也不说话,院领导也不说话。”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口罩最紧缺的时候,里面戴个工业N95,外面再套个外科口罩。至于行政职工,不属于一线,领过一盒口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上班的口罩也是自己找人买的。

1月23日、2月6日、2月1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都曾经发布公告募捐防护物资。2月14日,该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发文呼吁关注武汉医护人员紧缺现状。

该院南京路院区的一位ICU护士说,协和、同济医院开始公开征集以后,其他医院才敢发帖,因为这两家是省属医院。同样,防护也是,“我们医院是看到同济防护后才敢防护的”,一开始防护服不让穿,怕引起紧张。

一位做联络物资志愿者的超声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月19日发通知说可以接受捐款了,才允许接受现金。

“春节之后很多卖防护用品的厂家都复工了,但我们自己采购物资还很困难,物资都先找捐赠,实在不行了才去采购。”

另外两位医生说,给一线医护的补贴也存在问题,1月的医院津贴到目前还没收到。作为一线人员,有一次性的6000元补贴,以及每天200元或300元补贴,夜班费180元。

上述南京路院区的ICU护士说,她的基本工资“五险一金”扣完以后只有1000元不到,一月份的补贴还没发。但自费从美国买了180个达标口罩,就花了2000多元,还不知道是否能收到。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五家官方慈善机构给中心医院的拨付资金为1.23亿。

多位医生说,物资匮乏持续到2月底、外面的救援队来了,才得到解决。

甘肃医疗队105人援助中心医院,其中一位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2月初这里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病人多、防护用品紧缺、达不到三级防护,进隔离病房都没有N95。“这个医院管理不好,我们带来的物资不多,全给中心医院支援了。”

 

“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

导致医护伤亡的还有一层原因,是隔离措施不到位

作为同一批定点医院,武昌医院副院长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医院被划为定点医院后,院长刘智明专门请了市疾控专家指导病区改造的隔离措施。那时候刘智明常常去病房和门诊考察情况,后来感染,于2月18日去世。

中心医院从疫情之初就承担了大量的救助工作,一位医生说,“一开始金银潭医院开七百多张床位的时候,我们医院也直接开了五百多张床位,当时各种工作根本就没有到位就开了,还没有搞好隔离区、污染区。”

另一位医生发来的照片上,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之间,大厅里只隔了一块宣传板,没有从顶部隔开,起不到隔离效果。

杨珥记得,1月6日左右,医院腾出两个病区做隔离病房,加起来也就几十张床,远远不够。最终后湖院区改造出六百多张床位,还是人满为患。

“1月,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病人排队,排着排着倒下了。我至少有三个同事,被排队不耐烦的患者拉扯、撕破防护服,动辄有患者来扬言要杀医。”

一位后湖院区的医生说,“(某些)院领导我不做评价。我们的护士长、主任、科主任,我要竖大拇指,包括副院长,反正我们临床上的人是非常团结的。”

实际上,多位采访对象在受访时表达了对书记、院长的不满。一位医生认为他们临床经验不足,“他们一个原来是搞教学的,一个是卫生部门官员。”另外一些人则提及,“有官威”“什么都不准说(新冠病毒),哪个说就追责”“人家提意见,也不让说,不重视,搞得我们底下人愤愤不平。”

也有多位受访医生怀念之前的夏家红院长,临床医生出身,知道基层疾苦,经常会在夜班“微服私访”。“有一次,他看见夜班医生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分拣化验单,就砸了很多钱上线无纸化办公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受访医生说。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两三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3月8日院领导看望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留影

该院退休职工于林说痛惜这件事害了医院,“一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好医院,职工都很痛心。等疫情结束,这些都要找医院讨说法。”

在杨珥心里,一月底、二月初是这所医院的“至暗时刻”,混沌无序,倍感后怕。他说,在这里,很多人能忍就忍了。但也有同事说,疫情之后要转行。

他说比起自己,很多同事更有奉献精神、可歌可泣。他的一位同事,家里三个人陆续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爷爷、奶奶和公公,她没法给家人在自己的医院找到床位,但仍然每天上班救人,没有请过假。

问及他为什么出来说话,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珥、陈小宁、于林为化名。公众号作者章北海对本文亦有帮助)

源于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2019-03-11,作者:张玥 张笛扬 敬奕步 李在磊 郑伊灵 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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